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异化分析

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农民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生态治理主体。他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公利行为中;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要求其承担起社区的环境责任;农民则要求实现生存权利和发展利益的统一。但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这种利益表达出现了异化：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的膨胀导致其生态治理公利行为的狭隘化;乡镇企业的社区环境责任逐渐淡化;而农民的发展困境则导致了农民对地方生态利益的短视。正是这些利益异化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问题的探讨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中 ,农户收益的偏低不仅不利于产业经营组织的稳定 ,而且严重挫伤农户投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影响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农户收益偏低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过逾行为、龙头企业区域“割据”和农户势单力薄 ,因此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合理化的真正“推动力”,政府应恰当地引导、协调和干预 ,打破龙头企业的区域“割据”状态 ,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壮大农户实力     

农村公共产品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

运用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安徽省4县(市)672户农户的调查,对影响农户供给①农村公共产品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公共产品特性、社区治理特征、社会资本网络和政府支持效应影响着农户供给的行为.其中,社区治理特征对农户供给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公共品产品特性,再次是社会资本网络;虽然政府支持效应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甚明显,但农户对政府支持的需求程度却很强烈.     

生态文明善治型政府建设及其法律规制

生态善治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法治、有限、服务、生态政府。遵循法治、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权责。把政府间生态文明建设利益纳入法律控制机制、违宪审查权力制衡轨道,并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户演化博弈模型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政府与农户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利益两方政府与农户的博弈模型,考虑预期收益倾向对政府策略和农户行为的影响,分析农户在流转与征收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及政府在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策略选择,推导政府执法行为和宏观决策选择及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发展方向。研究表明:农户的行为建立在自身收益最大化基础上,保证农户合法流转土地的途径就是保障农户的收益,因此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亟待规范,为达到政府与农户的利益均衡,改革势在必行。     

农户生态养殖认知及其行为的不一致性分析——以水禽养殖户为例

采用湖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六省的调研数据,对农户的生态养殖认知和行为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对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生态养殖认知程度比较低,在总分为5分的认知问题中,得分在3分及以上的农户仅为31.8%,农户的生态养殖行为决策得分更低,得分在3分及以上的农户仅为13.76%;农户的生态养殖认知和其行为决策的相关性很弱,呈现出较强的不一致性;各影响因素对农户生态养殖认知和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提出政府要加大对农户有关生态养殖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并要加大对畜禽业的质量体系监管强度,确保生产出生态安全的畜禽产品。     

和谐新农村视阈下的农民环境权现实对接与本体法制化研究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下农村生态恶化现状催生了农民对环境权需求的萌动,农民环境权是对消解中的桃花源复归的权源对接。在对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作景象概览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上,深度审视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现状,以权利的应然与实然级差为视角,作出了对农民环境权本体法律化的科学预设。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想使农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良好的循环,出现了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不利现象。鉴于以上种种现象,本文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加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预警监测网络工程、实行村屯合并,并建立自上而下的异地垂直领导的管理模式。     

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贵州农村的环境,包括生态和人文环境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实现贵州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必须从问题发掘到对策构建进行深入研究。观念和认识的误区、农村环保法制建设滞后、农村环境建设不协调、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环境的破坏是贵州农村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从关注具体的农村环保方案,从观念、宏观视角和农村整体环境治理入手,尤其要注重政策、法制和农民生活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才能建立起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比较完整的对策体系。     

我国小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研究简

小城镇建设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径。生态环境下的小城镇建设是“十二五“规划的组成内容,小城镇的生态建设不仅对国民经济效益的整体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是由于很多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只注重经济效益,从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城镇建设也缺乏整体规划。因此,我们不仅应从道路、环境等各方面加强小城镇的整体建设,还应树立全民环保的意识,努力建设生态化、现代化的新型小城镇。     

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及立法设计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建设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环境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个体农民在生态利益中没有明确的权利份额,也无法基于自己的单个权益决策环境事项、救济生态损害.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农民生态权得以落实,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农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并通过农民环保组织引导农民生态权实现的组织化、理性化和有序化.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五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良性运转，需要建立和完善协同促进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研究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本文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互推动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之间的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原理对参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各方进行博弈分析,由此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对策与建议。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的环境法思考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针对前一阶段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根据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所提出的新要求,需要从农业生产方式改革、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农民权利保障方面进行整体谋划,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立法思维下的环境法律制度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消除环境立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环境权益,健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关于延边州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延边州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带来了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在处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延边州生态环境建设应做到：养护好森林是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支撑,完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保证。开展生态环境创建活动是实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