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现状、困境与对策

目前,我国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各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群众参与还不乐观。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群众参与机制,以实现其应有之功能。创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机制重点是创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机制动力机制、培训机制、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评价机制。     

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机制创新路径

群众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不仅能增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合法性,而且可以改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创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群众参与机制的子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培训机制、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评价机制,以推进群众有序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生态文明善治型政府建设及其法律规制

生态善治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法治、有限、服务、生态政府。遵循法治、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权责。把政府间生态文明建设利益纳入法律控制机制、违宪审查权力制衡轨道,并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生态法治的哲学经济学基础初探

全球化的生态环境危机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治理思维、制度设立和规制效果提出挑战。完善生态法治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但现有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基于生态法治建设的哲学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探析，指出生态环境制度的建立缘于环境问题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要想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必须综合考量其哲学经济学基础和价值目标取向，以实现生态环境制度的有效供给，进而指导服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政府协同视角下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

城市化发展中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成为重点社会问题,协调政府间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废旧电子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区域环境整体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中共同努力,然而地方政府责任界定不清晰、"理性经济人"特性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废旧电子产品协同治理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仅要完善协同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治理机构,而且要健全废旧电子产品治理法律体系,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基于生态环境正义的长江经济带环保问责机制创新

环境正义理论已发展成为生态环境正义理论,涵括生态环境的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等三个辩证统一的维度。生态环境正义是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的主体基础、运行保障与目标导向,而问责机制的完善是实现生态环境正义的关键。通过检视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存在的五大短板,提出要创新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应从问责依据法制化、内容明晰化、主体协同化、对象合理化、程序法治化等方面精准着力,以期落实地方政府的生态环保责任、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街头官僚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在治理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运动式治理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相比常规治理,能够通过强大的动员机制,产生良好的治理绩效。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问题治理中城管人员的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行动,探讨了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能够通过街头官僚执法目标的聚焦,执法条件的改善,绩效考核强激励和强控制,在提高街头官僚执法能力的同时,控制其执法弹性空间,达到治理目标,实现治理绩效。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协调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长三角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目前长三角海域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政府间协调治理观念滞后、协调治理体制不完善及法律保护不健全是造成长三角海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重要原因。长三角海域政府应转变治理理念,构建多元化的府际网络治理模式,提升区域空间海洋生态管制,采用污染物入海申报许可和总量控制制度,健全府际间海洋环境管理法规体系,从而实现长三角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协调。     

全民参与：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生态治理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仍不能阻遏生态恶化的势头,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倡导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来逆转地球生态的恶化。除非有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全民行动的生态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化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政府不得不推动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全民运动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愿景目标。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需要通过全民参与的机制目标来实现,机制创新关键就是创造几条极少的例外条件,比如,教化全民生态危机就是民族生存危机、动员全民拯救生态就是拯救子孙后代、激励全民治理生态就是保证生存条件等。在“例外”条件之下,全民参与还是可能的。     

地方政府生态经济行为及其约束机制

地方政府作为联系国家与企业的纽带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功能与目标的多重属性 ,决定了其生态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因而研究地方政府生态经济行为 ,建立地方政府生态约束机制是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在研究地方政府目标与行为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地方政府生态经济行为的法律约束机制、行政约束机制及生态补偿机制 ,以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我国生态资源低效利用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摘要］生态资源具有物质性产品和生态服务两种利用功能,现实中两种功能与价值的利用存在冲突。在当前我国财政分权、生态服务价值实现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环境下,有些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往往倾向将更多的生态资源配置于物质性产品的利用上,而忽视生态服务价值的利用,造成生态服务的过度损失,降低了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总福利水平。本文以两个方面现实中常见的典型案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得出应改革和完善我国财政分权、生态服务价值实现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实现生态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用最大化。     

利益平衡视角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集中关注有关案例中企业和公民利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企业利益、公民利益和政府政策的价值偏好三个角度来分析目前水污染治理中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并从政府公共管理出发探寻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即地方经济利益格局、GDP政绩考核模式、权力配置错位,环保财政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等。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政绩考评体系、权利问责机制及提高排污成本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调节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将"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博弈,实现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阐述"治理"理论内涵,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实质。概述我国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概况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失灵产生的弊端。进一步从国家土地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构建二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导致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失灵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统一规划公共治理目标、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财政体制改革、监督与惩罚机制建设等五方面,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对策建议。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阻点”及其破解路径研究 — —基于利益相关性视角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切入点。但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在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关注点下，出 现了多重阻点，如政府有限利益认知下的治理排序选择；政府“重当下政绩，轻远期生态”的行政作为；村民“重当下收益、轻长 远生态”的个体作为；村民“重私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的习惯性倾向；乡村污染型企业主“重成本支出，忽视生态环境”的行为 选择等造成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重重“阻点”。为破解这些治理阻点，需要重构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利益机制，重塑利益链条，并 建设包括理念重整、生产转型、技术提升、监督强化等在内的路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