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拓宽视野，丰富和发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这就是：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重视关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重于一切的价值理念和保持正常民族心态的教育，突出“强国”意识和爱国理性的教育。     

以“爱国主义理性”建构“理性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理性不主张空想、空谈，反对情绪的狂热、态度的偏激、思维的狭隘、机械甚至僵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以具体实践为判断标准（实践理性），以内部和谐为支撑，讲求团结，反对口头爱国、狭隘爱国。理性的爱国主义既不是狂热的，也不是消极和麻木的，更不是分裂破坏的。理性的爱国主义在于对爱国主义内涵的理性思考，在于行动与言说的恰当表达，是一个基于利益逻辑的宏观把握。理性爱国主义要有价值理性、批判理性和实践理性。     

当代爱国主义的思考

通过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本质理解和对当今国家关系的特点和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应提倡平和、理性的爱国主义,并提出了培育现代爱国主义的措施。     

法治视域下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基于《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思考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新时期,我国正大力建设法治社会,走向法治国家。在法治视域下审视爱国主义教育,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依法爱国、理性爱国当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维度。这就要求大学明晰并把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依法爱国教育的关键点,将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提升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加速爱国主义教育成果惠益享有,促使其树立理性的、长久的爱国主义情感。     

岭南爱国主义传统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学术界仍然有多种争论.本文把相关论题置于岭南地区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逐一加以检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爱国主义该如何定位?是否会有不同类型的爱国主义?爱国是否有排外意味?文章并不以既定的答案为追求,而是期待启发理性的思考和讨论.     

论全球化与爱国主义教育

全球化如一把"双刃剑",它既使人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更广泛、更深入,又使人类之间的鸿沟更深广,矛盾更复杂。由于全球化时代仍然存在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安全都受到来自别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理性的爱国主义,即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战略的眼光理性地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一切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着眼。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必须要注意在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的方式与途径等方面进行创新。     

爱国主义：从“列宁定义”谈起

所谓“列宁定义”并非是对爱国主义的一般界定，而是列宁针对当时狭隘的民主派爱国主义的特指，与令人所言爱国主义存在着质的差别。这种爱国主义在当时与俄国革命进程严重冲突，发生了破坏作用，值得认真思考。     

国家象征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功能及其运用探析

国家象征是国家政体的标志,承载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信息,能在一定维度上通过专门的符号、仪式等来表达国家,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天然工具,是构建清晰国家认知、渗透强烈爱国情感、塑造坚定国家认同、养成理性爱国行为的重要载体。以此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满足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的需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彰显国家象征的本质属性与使命担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广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就必须重视国家象征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具体路径是：从思想上树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国家象征的理念、从制度上保障新时代运用国家象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体制机制、从实践上建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国家象征的运行体系。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祖国统一大业

孔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提倡“孝亲敬祖”、“忠君报国” ,培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他主张“用夏变夷”、“和为贵” ,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关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铸成了中华民族要求统一 ,反对分裂的民族心理 ;他崇尚“志气”、“节操” ,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献身精神。在孔子爱国主义思想哺育下 ,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荣、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正在升华为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大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研究的崭新篇章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爱国主义精神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为民族的自强不息、历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柱。自古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推动我国前进的巨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等名言是爱国者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心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大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既是“大思政课”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其根本的理论支撑。“大思政课”强调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后者对破解人才培养的“单向性”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大思政课”所倡导地发挥好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念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后者对于从大局观念等方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大思政课”的构成要素之间以及“大思政课”与环体之间所呈现的矛盾关系,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很好地阐释。“大思政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可以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释清楚。总体看,“大思政课”建设既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更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大思想课”的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创新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爱国主义

本文阐述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与排外的关系,充分肯定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     

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完美性”陷阱—一个“正确理解利益原则”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素养方面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有效性较差的实际问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严重的是把禁绝个人利益的“完美性”诉求作为具体的、现实的标准。实际上，利益作为每一个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被完全禁绝的。因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追求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该原则进行规制，倡导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有限自利”与“完美理想”相结合的“正确理解利益原则”。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互补与合作 ,伴随而来的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使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淡化 ,理性精神弱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教育 ,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更新教育方法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模式的构建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当今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伟大工程,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新的冲击和挑战。作为大学德育工作者,要正确理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性原则,激发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促进大学生个性的良好发展。     

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必须要做到联系“意识形态”理解“核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比较“核心利益”理解“核心价值”,两个核心一起抓,才是真正抓核心,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要突出“爱国主义”理解“核心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的核心,重中之重,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有机地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最基本的内容。     

试论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

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国家、各种制度下得到弘扬和重视,就是因为它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等多种功能。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通过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以及提高人们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认识来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目的。     

用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涵养新时代青年价值观

习近平号召新时代青年人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青年人“提气”需要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始,用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教导新时代青年人立德、立志、勤学,引领青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涵养青年人的理想观、爱国观、义利观、奋斗观、忠诚观等价值观,帮助新时代青年人长志气、提骨气、增底气。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实际的管理行为只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理性调控危机的构思和执行。“有限理性”由于“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也由于“理性”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为我们认识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有限”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