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文苑英华》歌行体性辨——唐歌行诗体论之二

自《文苑英华》专立“歌行”一门,歌行作为诗体的地位方算正式确立.《英华》选录的歌行作品与乐府诗有明显的承续关系,而严乐府与歌行之辨则是《英华》划分诗体的基本原则.《英华》通过选录作品对歌行体制作了初步界定,但也存在选录失当的弊病.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论陆游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作为宋代成就卓著的一类乐府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陆游的歌行类乐府数量居宋人之首,且题材广泛、诗风多变、立意深远,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兼具唐人风神。他的乐府歌行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悦美,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乐府旧题之同时赋予其新义,并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蕴和艺术风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歌行类乐府创作大家。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本文以对“梅村体”的艺术分析为切入点 ,以七言古诗的声律特征为核心 ,对七言古诗的演变进程探本溯源 ,梳理出七言歌行中“齐梁体”和“盛唐体”两种不同体式在各阶段的衍进轨迹。在这一背景下 ,文章分析了“梅村体”产生的原因及其在七言歌行体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论鲍照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鲍照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点四家之擅美,跨两代而孤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继承了建安文学和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诗史上成为具有重要贡献的大诗人。鲍照诗歌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乐府诗的创作上。鲍照死于兵乱,作品也大都散失,齐代虞炎奉命收集鲍诗,但毕竟是“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倘能半焉。”在仅存的二百零几首鲍诗中,乐府诗占八十六首,可见鲍照对乐府诗是十分重视的。清代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曾说:“杜陵以‘俊逸’题鲍,为乐府言尔。”可见历代诗人对鲍照乐府诗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主体色彩映照下的乐府诗作——鲍照乐府诗风格述论

鲍照所有的乐府诗作均是自我观照,自述情怀之作,诗的主体色彩强烈而浓厚。他刻画的种种人物形象,笔下描绘的种种情事,都是因为人生艰难与不幸的种种经历而起,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是“我”,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人生无穷无尽的感喟。鲍照乐府诗是抒情性诗歌,也是叙事性作品,它们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相联。鲍照乐府诗创作采用了流动的叙事方法,与他亦雅亦俗的乐府诗体相应,诗的语言也兼具雅俗。这些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歌行"本义考

乐府诗中有很多以“行”和“歌行”题名的歌诗,可是“行”及“歌行”之本义一直没有确解。《尔雅》及其注疏资料表明“行”有“言”义或“语”义,由此可以知道,“歌行”的本义为“歌辞”。     

歌行的基本含义及其由来——唐歌行诗体论之一

明确歌行的含义是辨明歌行诗体的前提.历来所称之歌行有两个基本义项:一为部分乐府诗命题所用称谓,一指一种诗歌体裁.前者出现于汉世,其由来与音乐有关;后者得名于中唐,乃乐府诗创作流变和七言诗发展的结果.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最早提出这一诗体新概念,而正式将歌行体用于诗歌分类的是北宋初李方等人所编《文苑英华》.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

兴盛于唐代白居易时期以“忧黎元”、“补时阙”为主的新乐府，虽然“可以播于乐章以歌曲”，但由于其内容不符合唐廷“新词”的标准，故其实“未尝被于声”。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导致唐后特别是两宋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全然不能“歌曲”的最根本性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实况，使得唐后其它类别乐府诗的入乐也大都无乐谱可凭藉。但唐后的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宫词类乐府，却都是可配乐而唱的。这些乐府诗之所以可入乐者，主要是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以里曲代为，二是创制新曲，三是套用其它曲调。     

盛唐七言歌行简论

唐代盛行七言歌行 ,初唐四杰、沈宋、高岑均擅胜场 ,但气局有限 ,而李杜则雄逸豪宕 ,把七言歌行推向了顶峰。李白意气豪迈 ,天马行空 ,一任性情 ,章法多变 ,不受控制 ;杜甫则采用冷静的客观描写 ,寓情感于叙述之中 ,注重功力、律度 ,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鲍照乐府诗创新探微

“乐府狮象”鲍照创作的大量乐府诗 ,深刻反映了门阀制度下中下层知识分子曲折复杂的心态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其诗作气势高亢 ,风格俊逸遒丽 ,形式“因”中有“革”,在乐府创作领域成就卓著。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论高适《燕歌行》为模仿之作

人们对高适《燕歌行》的本事有多种说法,其实该诗是在模仿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诗的篇章体制因袭了前人拟辞的程式,诗中时空背景的设置、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描写、对“城南”少妇的描写等均源自前人的边塞乐府诗。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