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紧急状态下行政权扩大之合理性——从"乱世用重典"之法制思想角度思考

“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深刻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统治者统治国家的灵活性，秉持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面对“乱世”不拘泥于所谓“德治”“礼治”，而紧密围绕着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正常运转的本质目的进行国家治理；同理，面对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权力制衡”的国家管理方式，当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者紧急状态的出现时，突破“权力制衡”的框架，扩大行政权力进行有力的国家危机干预是一种更为合理和明智的选择。     

子公司“自下而上”的制衡:实现路径、弱化因素与作用边界

如何有效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是公司治理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遵循母子公司"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逻辑,忽视了子公司的自主性及其"自下而上"的制衡能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子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尽管单向治理范式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子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对母公司产生制衡亟需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核心观点,运用2012—2017年中国上市子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了子公司管理者异质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阐释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作用的实现路径、弱化因素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子公司拥有能力较强的管理团队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一方面,能力较强的管理者可以为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控制权共享收益,限制了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与监督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起到对大股东"自下而上"的制衡作用。作为具有双重效应的情境变量,CEO声誉及CEO与母公司关联度在中国情境下的负面效应更为凸显,二者均会弱化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衡作用,即在子公司CEO声誉水平较高、子公司CEO与母公司关联度较强的情境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较弱。在拓展性研究中,根据子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分组,对不同股权结构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的制衡作用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低股权集中度与高股权制衡度的样本中,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应显著,而在高股权集中度与低股权制衡度的样本中,即在大股东拥有较多的控制权,其他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较弱的情况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难以显现,进一步揭示了子公司管理者能力的作用边界。经过工具变量法、分组回归、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原结论依旧成立。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管理者能力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单向治理理论的观点,验证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机制的可行性,为解决以大股东机会主义为特征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证据。     

股份公司中的代理关系与全面制衡机制研究

股份公司中的代理关系与全面制衡机制研究胡志强，胡昌生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是现代股份公司中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必然结果，而对经营者的全面制衡，特别是通过资本证券市场与经理人才市场的制衡作用，是所有者的权益与经营目标实现的保证。联系中国的实际，应着手解...     

语言"塔布"与委婉:人类话语行为的制衡器

语言“塔布”是任何一个文化社团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被看作是约束和调控人类行为的“神圈” ,其价值非同凡响。离开了它 ,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文化、精神、教养与优雅便会荡然无存 ,人类社会的人文制度和伦理规范就会遭受涂炭而最终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是稳定社会秩序和建设精神家园的无形的制衡之器。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其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潜在的心理导引功能和行为制衡作用。     

中西方古代政府理念比较

中西方古代存在不同的政府理念。在政府起源方面,中国认为政府是君王“受命于天”而设立的,西方则认为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在对权力性质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政府权力只能是“君主独制”,西方认为权力具有“公共性”;在制约权力方面,中国主张以君主的内在修身为主、以外在约束为辅,西方则主张以权力制衡为主;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而西方认为统治者是“民选执政官”;在对政府官员的认知方面,中国认为官吏就是“事君之臣”,西方认为是“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对象的认知上,中国认为老百姓是天子之民,西方认为老百姓就是国家的公民。     

春秋礼治与孔子仁说

礼最初的含义是祭典,后来成了统治阶级用来征服人心的一种手段。如《尚书·仲虺之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以后又有“殖有礼,覆昏暴”之说,说明礼与统治者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了。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和阶层有了新的变化,统治者便以君臣、父子为主体,实施有等的礼治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有等,《管子·心术》说:“登降揖让,贵贱有等。”周语晋语也说:     

“企业社工”为幸福人力添砖加瓦--访易才集团董事长李浩

企业社会工作（以下简称“企业社工”）的概念起源于欧美，是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在企业内外从事员工的生产适应、环境协调、福利保障、职业生涯发展的管理工作，其目的是在员工职业与福利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企业效率。不过，企业社工不管是在理论普及还是实践推广方面，其在国内的认知度都相对较低。尽管如此，易才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李浩始终认为，坚信推行“中国企业社工培育计划”将开启雇佣关系新模式。
　　“企业社工是完善人力资源制度，提升员工幸福度、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工作压力不断加大，企业社工在平衡、优化人力资源环境中所起到的重要程度将日益突显，企业社工或将成为企业提升人力资本价值的必要且重要措施之一。”李浩说。     

股份公司中的代理关系与全面制衡机制研究

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是现代股份公司中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必然结果,而对经营者的全面制衡,特别是通过资本证券市场与经理人才市场的制衡作用,是所有者的权益与经营目标实现的保证。联系中国的实际,应着手解决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问题,并建立针对经营者、国有产权代表的一套有效制衡机制。     

试论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美国式”与“日本式”选择

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历经2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水平上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当前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借鉴美国的。由于中、美两国在文化上的较大差异．一些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到中国后便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阻碍了管理效能的正常发挥。从文化角度考虑，我国企业更应大力借鉴与我国文化较为接近的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同时辅以其他国家的优秀管理经验，这对我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都将大有裨益的。     

试析清前期工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及其表现

本文首先介绍了清代前期的统治者的具体立法思想,着重论述了清代前期工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其次从手工业、矿业、商业税收、商人资格管理、行会和商帮的组织等制度阐述“不与民争利”的具体表现,最后得出清前期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持商业、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     

汉唐间礼仪体系与行政体系中官职的关系及其变化——以封禅礼中封玉牒仪执事官身份的变化为中心

从汉到唐,封禅礼中封玉牒仪逐渐细化,由封玉牒变为封玉牒、封玉册两个步骤。在仪式中,皇帝一直扮演亲自行封的角色,但仪式的执事官却在不断变化着,由汉代太尉、尚书令和太常的组合变成了唐代太尉、中书令和侍中的组合。礼仪事务中执事官身份的变化滞后于其它日常政务运行中官僚体制的变化。因官僚体制变化而产生的行政体系与礼仪体系中职官地位不对称的矛盾,既反映了礼仪体系的调整滞后于行政体系的调整,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权力运作的一种协调与制衡。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藏族“拉则”文化意蕴解析

文章结合藏族山神崇拜和＂崇箭＂习俗,对藏族＂拉则＂仪式的历史渊源及其蕴含的文化功能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特别是对＂拉则＂供品中＂箭＂的象征意蕴做了全新的解析。认为它既是献祭战神的锐利武器,也具有祈求生育、繁衍子孙的功能,是藏族远古先民生殖文化理念的再现。     

西周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

＂孝＂是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即父母子女之间纵向的＂亲亲之情＂,这种自然之情发乎于外,成为协调父子关系和谐的行为规范。这种发乎自然人伦的文明形式,与传统礼乐文化在＂伦理和谐＂的价值旨趣上是完全一致的。孝与礼相结合而为孝礼,是礼乐文化的逻辑起点。由礼乐文化中所确立的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周人对祖先祭祀的宗教礼仪之中,进而逐步推展到丧葬、婚冠、生育以及对在世尊长的敬爱与服事之中。     

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浅析土家族民间丧葬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以湖北地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民间绘画田野调查为例

丧礼属人生礼仪中的大礼,土家族在丧葬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习俗。土家族的丧葬绘画形式多样,如纸面绘画、木版绘画和织物绘画等,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艺术研究价值。     

赛戏仪式剧《斩旱魃》的雩祭因素

从整个仪式来看,赛戏是群体性祭祀行为,是将祭祀仪式作人物形象的图解。但它确又是戏,有人物角色、舞蹈动作和故事情节搬演等方面的戏剧审美因素,因而人们将它认为是敬神为主兼以娱人的祭祀仪式剧。赛戏活动一般是每个台口演出4天,包括报赛、迎喜神、刮街、斩旱魃、说夜书等固定程序。《斩旱魃》是赛戏独具特色的仪式剧．它的内容强烈地体现了原始的雩祭意识。     

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