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轨迹探因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 ,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 ,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 ,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 ,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 ,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 ,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 ,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 ,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 ,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 ,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 ,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 ,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之比较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一般与“君权”相对。中外近代思想家对于民权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文主要对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不同点作简要论述。一、中国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功利性与西方“民权”思想的学理性近代中国现实的最急迫任务是“救亡御侮”,使中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箱制走向强盛。这一现实任务被“土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因此,倡“民权”的着眼点在于“救”和“御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汉院》一文中直截了当道出了“民权”的现实功利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传统民本主义

民本思想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是他站在近代民主主义高度对其进行反思的结果.从民权思想立论的前提、民众和民权的内涵、民众在民权斗争中的地位、保障民权的手段等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传统民本论的科学扬弃这一特点.这种扬弃既丰富了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本身,又缩短了民本思想同近代民主思想之间的巨大历史差距.     

梁启超与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管窥

民权思想是政治法律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近现代宪政体制的理论基石之一。梁启超主要是从民权与君权关系的角度来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的必要性,其立意在于伸张民权而限制君权,进而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则直接与自由平等观念相连,强调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的民主思想更加相通。     

论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 ,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 ,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 ,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 ,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础 ;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 ,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 ,要求树立“新民”榜样 ,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 ,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试论梁启超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活动的领域很广,走过的道路又迂回曲折,从而留下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对这一类人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可以勾勒出种种不同的脸谱;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历来对他的思想评价见仁见智。以他1903年以前的早期思想来说,誉之者称他“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贬之者则斥责他在戊戌政变后即趋向“反动”。本文认为在戊戌前后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梁启超是有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1903年以前,他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他有首倡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提倡语文合一和输入西学等重大贡献。     

“通古今之变”：康有为儒家宪政思想的创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为解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出路问题,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学术上首创借用西学因素以＂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康有为首次提出宪法概念,从＂仁＂出发,进行了民本-民权-人权的阐释。康氏用西学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创儒家宪政思想,即建构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体现为传承、西化、实践儒学,给新儒家提供了智识资源,开启了后人建构中国独特的儒家宪政制度的新思维。     

维新变法——人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是现代化最深刻的层面。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场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严复的“三民”说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康有为“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思想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提倡兴西学、废科举 ,宣扬民权 ,批判君主专制等人的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并大胆地进行了实践尝试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浅析1898-1903年梁启超民权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新陈代谢的快速行递,政局民心的动荡不宁,资产阶级软弱动摇的先天品格,给近代中国社会和社会思想打上了复杂多变的印记.西方武力的扩张和文化刺激即主要为西方国家强加于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以及转化性的变迁即与西方国家接触后带给中国的各种变迁,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历史铸就的典型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其政治思想亦有所变动,民权思想因之有了新的起色。本文拟就1898-1903年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作一浅析。一戊戌政变前,梁启超以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理…     

发展和挫折 ——1949—1976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 历史经验研究综述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挫折期,其整体格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成为权威文论话语,其历史经验表现为毛泽东文学思想逐步经典化和权威化;人民性、阶级性、大众化成为塑造权威文论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周扬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和实践性上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被批判”或者“边缘化”文论的思想价值丰厚;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课程体系初步建构起来;文学理论建构方式上出现了多向创生的典范。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研究遵循了不同路径,表现为整体化研究不断深化,毛泽东文学思想、周扬文学理论及其重要命题、胡风经典文本、关于“现实主义”重大论争等典型个案研究收获颇丰,教材和课程的中国经验研究日益精细,新方法新路径大量涌现和交叉使用,等等。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蒋广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题实际上是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精神文化形式所起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问题。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必定能融注到现代生活中来，而融注到现代比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