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社区记忆:重建乡村秩序的路径研究

乡村秩序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然而在市场化观念和行政命令的冲击下我国乡村社会出现失序状态。社区记忆即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同一个村落的村民对过去共同的生活经历重新建构而形成的对乡村社区的记忆总和。社区记忆在乡村秩序建设中发挥着奠定秩序建设蓝图,激发人们重建乡村秩序的情感,支配着人们构建乡村秩序的目标和行为的作用。从社会记忆的视角分析我国当前乡村秩序面临的困境,认为我国乡村社区的失序状态与社区记忆的缺失有关,并进一步探索重构乡村社区记忆的路径,期望通过社区记忆的重构达到农村社区的平稳有序。     

乡村电商发展中的感性秩序——以山东曹县D镇服装电商产业为例

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发展乡村电商已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有些乡村电商产业在经历了短期繁荣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因此关于乡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值得关注。以山东曹县D镇服装电商产业为例,发现乡村感性秩序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是实现乡村电商持续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它能够为乡村电商产业明确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维持和巩固电商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维护和强化能人示范的有效性、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构建合适的乡村感性秩序是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主体性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村社区是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和重要阵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属于政府主导的规划型变迁,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导致文化空间“脱嵌”,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及其再生产机制难以为继;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型引发多元化、个性化文化诉求,与供给侧“文化输血”单一模式形成结构性矛盾;长期处于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将诱发社区文化主体性阙如并导致文化秩序重建困境。采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并基于J省N市的实证经验,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要聚焦“农转居”后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素禀赋,尤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自媒体情境下乡村文化传播的重建

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以报道和关注乡村事务为主要内容的自媒体成为乡村文化传播重建的关键因子。新媒介的技术迭代和社会化使用,使其对乡村的侵入和嵌套度与日俱增,农民的文化参与和创造意识得以持续提高,传统的乡村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被深度改变,既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再生性发展,也使得乡村文化传播被解域。搭建县级智媒平台、加强虚拟公共空间建设、实现分层传播,才能完成乡村文化传播的重建。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     

礼仪文化与乡村社会和谐

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名。它将自身独特的魅力烙印在乡村社会,深刻影响着乡村众民的生活实践。在与乡村风俗习惯有机结合后,成为乡村的文化基因及秩序基石。然而,伴随着近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乡村礼仪文化一度衰落,致使乡村民众面临着诸多困惑,而乡村失序问题亦渐次产生。解决这一问题,还乡村一个和谐有序的发展局面,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重构乡村礼仪文化成为理性选择之一。     

非农化的乡镇社会结构及其治理秩序——基于杭州市的村落调查

转型所导致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深刻影响着乡镇秩序的重建。30多年的改革使杭州市衙前镇农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经完成了农民职业的非农化、生活场域的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功利化三个方面的转变,其后果是传统乡村秩序存在的精神纽带发生变化。先赋利益与自致利益的关系协调在国家与市场双重社会机制中运作是目前完善乡镇治理的一个可行的策略。     

公民社会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意义探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重新建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必须。公民社会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表现在四个层面:重构社会与国家关系,型塑现代国家;为民主的国家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和条件;确认个人的价值与公民的社会地位,推动政治文化的转型;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辨证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最主要的手段,法律是外在强制性的约束机制,道德是内在自律性的约束机制,二者相辅相成.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必须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注意防止和纠正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辨证关系的误解和曲解.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乡贤文化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乡贤文化曾为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弘扬乡贤文化有助于涵育文明乡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在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均有建树。发挥乡贤文化作用的机制主要包括:重视乡贤文化研究、加强书香社会建设、吸引乡贤回归和重塑乡土精英等。     

管仲的文化治国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管仲相齐40年使齐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他的文化治国战略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独特的一方面。管仲强调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其文化治国思想的物质基础;其文化治国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继承周文化,从而进入文化主流;二是通过吸纳周边文化,从而促进文化在齐地的融合;在前两者基础上塑造独具魅力的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的理想,从而构成对经济和政治的强力支撑。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建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文化之基础在于民众,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和开放的精神。     

论中国新文学的城乡二元结构

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是新文学的两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现代以来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二者既相互补充,又构成比照甚至对立关系,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在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发展中基本形成和确立,在新时期以来日益成熟和巩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支撑性结构,它将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并存。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教育失序问题的文化救治（下）

教育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教育秩序的矛盾，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必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在教育的现代转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解答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是加强教育制度建设，但由于文化有其特殊的公共性，因而也是解答现代社会教育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教育秩序问题的一条重要理路。在现代教育制度的架构下，通过帮助人们获得公共价值观、起码共识和基本共同感，文化构成现代社会教育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关键是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