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

权近作为丽末鲜初的性理学巨擘,受《春秋》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影响很深。因为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三纲”,而其中君臣关系尤为关键。他认为以“中国”为正统,接受其册封,奉中国之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宗藩观念和事大服从思想,在权近的《奉使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权近在使途中所写的诗篇,很多都表达出这种尊周崇明的思想观念及“如今四海为一家。迩遐同体”共享“太平盛世”的喜悦。这种主题在权近的使行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比例也较大。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他奉命出使明朝京师基本的思想原则、主导理念以及其纪行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准绳,都遵循了尊明事大、崇慕华夏文明这一基本基调。     

试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民族危机、传统华夷民族思想的衰落;外因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理论、进化论的传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     

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

本文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文化源头──中华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所阐扬的“华夷之辨”，并在追溯元典“华夷观”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在近代社会生活的特定氛围内发生的转化，从而证明在近世中国发生重要作用的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同时，近代民族主义又并非先民“华夷观”原封不动的传承．而是左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里的创造性再铸造。     

《“命”与“分”》：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

李锦全先生的作品《“命”与“分”》通过三部清代小说，揭示了理学“命”“分”思想在当时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了理学“命”“分”思想的实质及其负面作用，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开出了理学研究的新生面，给予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元杂剧爱国主义作品的时代价值

元杂剧的爱国主义作品,不仅在汉民族中有所体现,在周边其他民族中也有所体现,思想内涵是十分丰厚而独特的。它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壤,直面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忠奸斗争的现实,热情歌颂定国安邦、忠义正直的爱国英雄,强调个人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和责任,着意于构建和塑造爱国主义的理想。只是由于现实的作用,“华夷之辩”的传统民族优越感被削弱了许多,而民族平等的意识却得到了增强     

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评南宋时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

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陈亮,曾与孔孟之道的忠实维护者、反动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展开了一场以王道与霸道为中心论题的大论战。这场我国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集中地反映了儒法两家之间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宋明进步思想家反理学斗争的一场激战。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不但跪倒在孔老二脚下,对朱熹也是五体投地。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论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封建斗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民生主义”乃为孙中山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提出“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纲领。这个革命纲领,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格,则又反映出二十世纪初所处的时代特点。 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其内容所含有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外历史上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达瓦孜”新探

中国杂技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西域的绳伎已在皇宫中演出,隋唐以后高空走绳日趋成熟,宋代、辽金时代仍有发展。绳伎在清代由前代太常寺管理改为武备院管理,并由丝绳改为铜绳或麻绳。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吸融了中原绳伎的精华,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华民族艺园中的奇葩。     

民族主义与晚清民族国家认同——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从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革命派强调民族的血统,从单民族国家理论出发,提倡种族式的排满。保皇党人则重视民族的文化认同,鼓吹包容满汉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梁启超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其态度几次转变,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入思考。     

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的佛寺道观庙宇考实

吐鲁番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形成满人、汉人、蒙古人与回民等人群与维吾尔人杂居的社会格局,随之带来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变迁。吐鲁番非伊斯兰信仰的处所有官府坛庙和佛寺道观,其中尤以佛寺道观庙宇成为民间信仰的社会空间。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建构了信仰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桥梁,其从清代至民国前期经历了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光绪《苏州府志》江苏按察使史实考异九则

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及《清实录》等资料，就光绪《苏州府志》江苏按察使表有关官员姓名、籍贯或旗籍和到任与否等史实予以订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