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是黄粱一梦,此生确曾活过!———《枕中记》与《黄粱梦》人生态度之比较

尽管《黄粱梦》与《枕中记》有着相似的故事情节,但小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立意和主旨。在《枕中记》中,作者通过揭示官场的现实,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作品通过反映封建士子对功名利禄无比热衷追求的思想,对封建社会为争夺权力而互相倾轧,以及封建官场上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由于道家思想对作者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他采取的人生态度是对现实矛盾消极回避。而在《黄粱梦》中,芥川龙巧妙地构思作品的立意,通过对过去和现代人不同想法的描述,表达了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和无比热爱．因而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本文重点对《枕中记》与《黄粱梦》中的人生态度进行比较。     

雁塔题名研究

为探究＂雁塔题名＂的历史缘由及其特殊含义,讨论了雁塔进士题名的起始时间、雁塔进士题名石刻、＂雁塔题名＂帖的著录和今存＂雁塔题名＂残帖。分析认为,雁塔进士题名应当起源于张莒,＂雁塔题名＂石刻和＂雁塔题名＂主要是唐代的游观题名,进士题名是极少的。     

传统的发明:和日村藏族石刻流程、工具与技艺

青海和日村是响应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的一个生态移民示范村,属于整村搬迁。在牧区草山时,和日村的祖辈们有少数人从事石刻,主要刻制藏传佛教经文及其他宗教用品。搬迁后,传统的石刻手艺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契机,如今石刻已成为搬迁牧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和后续产业的支柱,因而带动着全村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石刻的流程、工具和技艺,以及石刻内容也经历着动态的变化,这既是市场的需求,也是和日村村民为应对生存和发展而做的积极改变,作为文化载体的藏族石刻技艺,作为联结传统与现代的藏族石刻,不断延续并得以发展。     

三峡地区古石刻与三峡水文化的审美品格

长江三峡地区古石刻,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迹,与长江三峡水相亲相融、相依相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为长江三峡水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具体表现为三峡地区古石刻与水相依,水因石刻而幽,凸现出三峡水文化的古老、悠远之品格;石刻与水相融,水因石刻而神,诠释着三峡水文化的神奇、深邃之品格;石刻与水相映,水因石刻而壮,浓缩了三峡水文化的宏博、包容之品格;石刻因水而生,水因石刻而傲,演绎着三峡水文化的沧桑、知性之品格。     

《辽史·百官志》补遗二则

因元人修《辽史》时的粗疏,使得不少辽代职官被遗漏不载,为今人研究辽代职官制度造成了很大障碍。好在近百年来大量辽代石刻被发掘出土,尤其是以辽人＂墓志铭＂为主的石刻文字资料被刊布。其中,     

地方石刻与区域文化构建——以陕西榆林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石刻以其实证作用与审美意义实现了文献史料价值和文化景观价值的统一,在区域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值得重视。其中陕西榆林石刻的存留、利用情况为其他区域石刻整理研究与文化推广工作提供了可参考思路。通过保护地方石刻景观、设立专门性的展馆和整理石刻文献等方式能有效突出地方文化特征、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重视地方石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加强区域文化竞争力的高效路径,而凸显地方石刻的视觉审美价值则是提升区域文化吸引力的精准办法。在此过程中需注意地方石刻与其它类型资源的整合,以促进区域文化的整体构建,而当下地方石刻的发现、保护、研究、宣传等具体环节仍有较大完善空间。     

泸县宋墓石刻武士像背景“留白”的审美内涵分析

四川南部泸县出土的大量南宋石室墓葬石刻表现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浑厚、雕刻精美细腻。而作为泸县宋墓石刻武士像较为普遍的形式特征之背景"留白",更是使石刻突显出了一种韵味悠远的空灵意境,具有极为丰富的审美内涵。文章围绕这一问题,从泸县石刻"留白"形式的技法渊源、审美追求、实现可能及其精神内核等4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探讨。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仙话小说《吕祖全传》中黄粱梦故事演变考

汪象旭创作的仙话小说《吕祖全传》,是明清小说中对黄粱梦故事进行全面创新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一。他根据自身经历,在原有故事框架基础上,把整个故事内容情节做了全面的改编,用入梦前、梦境中、二次入梦和梦后再试等故事,将吕洞宾塑造成仁义忠孝、智勇双全的完美人物形象。除此之外,《吕祖全传》还是唯一试图将南、北道教记载的黄粱梦故事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它不仅包含了吕洞宾醒悟黄粱梦的内容,还将化卢生入梦的故事吸收到作品中,形成了完整的黄粱梦神话故事版本,成为吕洞宾仙迹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吕祖全传》也开创了使用第一人称撰写小说故事的先河。     

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问题考辨

本文根据方志、家谱、别集、石刻等多方面材料,证明吕大临生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卒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宋元学案》言其＂年四十七＂有误。《伊洛渊源录》卷八所载有关吕大临的《祭文》作者为吕大防无疑。并依据有关材料,补充了有关吕大临仕履。     

《邯郸记》的世俗内容与文人体验

汤显祖在其《邯郸记》中，通过卢生的梦境来渲染世俗生活的表层与本质，揭示了凡人对婚姻、功名、子女、生命的真诚追求与贪婪本性及其最终幻灭的结局；通过黄粱梦的人生感叹，突出了文人在政治生涯中的尴尬境遇，在虚幻欲望和真实生活中的两难境地，表现出了作家对一个时代的思考和体悟。而晚明世风的享乐主义趣味是卢生贪欲的背景，其政治现状则是黄粱梦的内在原因。     

由普陀山石刻遗存看佛教文化演变

普陀山佛教文化缘起唐代,历经千年,发展过程跌宕起伏,有皇帝大力倡导而辉煌,也有因海禁政策而萧条,但发展演变的步伐从未停止。通过对普陀山石刻遗存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石刻遗存时代特点正是普陀山佛教文化变化的外在表现,由此可以梳理出普陀山佛教文化演变的清晰脉络。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格萨尔石刻艺术

格萨尔石刻作为藏族石刻艺术的一种,既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备忠实史诗描述的特点。在格萨尔文化中,特别是对塑造和传播史诗英雄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独特的格萨尔石刻艺术进行解读,探究格萨尔石刻艺术的起源、石刻艺术在《格萨尔王传》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艺术特点和文化功能。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试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

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问题,各国刑法理论有不同的认识,立法实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形式来源说和实质来源说两部分入手,对＂形式四分说＂和＂实质作为义务来源说＂进行重点分析,辨析两者的利弊,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     

川南泸县宋墓石刻图像的"框形结构"

川南泸县宋墓石刻在图像语言中存在着许多"框形结构"的运用.人物、鸟兽或花卉等内容被放置在一个框形结构中,运用在假门石刻、侍仆石刻、乐舞石刻以及仿木结构建筑部件上,通过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框"分割空间,形成有序而丰富的视觉层次.     

广元白花石刻: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

在四川广元,有一种天下绝无仅有的白花奇石。白花石是一种细密柔润的石料,在猪肝色和墨绿色的石块中呈现出白色、灰白色、淡绿色的石层,因称白花石。由精工巧匠雕刻的白花石刻,与浙江青田石刻、福建寿山石刻、湖南菊花石刻,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刻。2008年6月,广元白花石刻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于个人利益追求之道德判断的思考

对个人利益追求的道德评价,是道德规范体系构建中的重点和难点。这既要选择有说服力的评价标准,又要对评价对象——个人利益及其与社会其他利益关系有清晰的认识。而在个人利益追求过程中根据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佳,可以分为＂简单模式＂和＂复杂模式＂两种状况,进而对其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评价。     

泸州报恩塔历史及文化景观价值探析

四川省泸州市报恩塔建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塔坐西向东,砖石结构,重檐七级楼阁式。塔平面八角形,107级踏道经塔心盘旋至顶。塔内有许多的深雕石刻造像,人物线条流畅,保存完整,为泸南安抚使冯楫为报母恩而建。报恩塔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具有传承佛教文化,弘扬＂孝＂文化的功能,还具有保护景观和丰富日常生活的功能。如今通过对其进行包装,可以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使其成为泸州的名胜景观,提升旅游景点品位,从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