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域”国家：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再讨论

有学者否定夏、商、周三代国家广大疆域的存在,认为早期中国只是邑的聚合体,其疆域是不连贯的,尚未形成“面”的疆域观念。这种看法缺乏坚实的证据。夏王国应已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商周时期又拓展而充实之。商王不只关注具体的邑,也关注邑间成片的领土。周王将土地和民众赐予贵族并根据需要对侯伯进行册封或徙封,均显示了周代疆域之广大。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虽具有模糊性,但并非不存在。商代“内服”“外服”均是王廷设官以治理的区域,而周人对何处属其领域、何处非其领域亦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夏商周三代与秦汉在疆域形态与观念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只是统治方式与强度有别。相较不连贯性,早期中国“疆”“略”有别的特征更具代表性。“疆”是王国设官征赋、实施稳定统治之区;“略”则是王国影响所及之区,其地通常不置常设机构,暂不属王国疆域,不过却属于其势力范围,也是其疆域的盈缩区。     

《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

五服制是《禹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可以看出《禹贡》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它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与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具有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对等性等特征。     

论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合法性理念--以今文《尚书》为中心

政治意识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 ,孔子以下的儒家政治意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公认的 ,西周政治意识是儒家政治意识的直接源泉。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诸多要素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的合理性内涵 ,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现以今文《尚书》为中心考察 ,西周形成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意识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承与统一意识 ;(2 )政治统治权威的合法传承意识 ;(3)批判和推翻暴君暴政统治的变革意识。上述政治意识要素深深影响了后世。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论商王朝是我国早期的一个部族国家

在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属于早期国家阶段,商王朝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政权,其特征是部族与国家融为一体的部族国家.     

论两汉时代的域外观

两汉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内中华，外戎狄”种族观念的突破与更新。在夏商周三代，华夏族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融合中，不断强盛起来，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与诸侯政权相结合的奴隶制王朝。但是，由于当时国力的限制，以及生产方式还不发达，人们在对外族的关系中自我保护意识十分强烈，对少数民族缺乏真正的了解，带有很大的偏见。以孔子为首的中原儒家文化，强调夷夏之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春秋》的中心思想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但是秦汉以来，新的宇宙一统论正在悄然兴起，人们不再…     

告别臣民的尝试——晚清维新立宪运动的政治文化视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在春秋时代趋于成熟,在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绵延两千余年。具有伦理特征的儒家思想孕育出"臣民型"政治文化,它在近代以来遇到了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的强有力挑战。晚清统治者和知识精英试图对这两种政治文化形态进行融合,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极度衰弱的晚清王朝已经无力改变历经五千年历史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力",更无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晚清中国的政治重建。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述评

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得老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贡献，给予了完整的论述和高度的评价。在分析了中国古代近万年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后，苏先生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分别为：1，原生型（指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2，次生型（指中原地区的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     

论夏商周三代的天命理论

天命理论是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社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理论。天命理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东方原始巫术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天命理论的形成是古代中国早期宗族社会在政治上的反映。天命理论的政治思想方针主要体现在以德治国的方针上,是古代东方宗教文化的集大成。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     

试论明清地方行政建置——以江西定南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新设厅县的建置，使得边远偏僻之所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行政区域．促进了国家政权力量的深入，维持了统治的稳定。本文旨在探究江西定南地区从设县到改厅的沿革过程，复原出初设县时的辖境、官署人员配备，以及县（厅）之下的基层地域组织等情况，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明清时期江西地方行政体制的认识。     

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

唐代的社会政治体制较之前代更加完备,其君臣关系也更具有典范性,这是经过唐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中介,艺术化地升华为唐人小说中鲜活生动的君臣关系理想图景.这主要由三个层面建构而成:从理想国度层面虚构的"杂于千官"的最高境界;从社会政治层面着眼的君明臣良的理想范型;从道德与人性层面观照的君宽臣安的良性形态.这是唐人小说丰厚文化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略论明清时期浙江的丝绸贸易

浙江素有“丝绸之府”美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浙江已经生产丝绸。浙江的丝绸贸易历史悠久,浙江丝绸产品历来畅销海内外,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本文简要介绍明清时期浙江丝绸业概况,着重论述明清时期浙江丝绸贸易的三大特点。     

古今北京文学概览

历代为都的北京 ,影响着北方文化和北京文学 ,使文人的政治情愫与文学情愫日益近缘 ,形成了北京文学“有为”的历史品格。历史上源于北京的思想和文学革命都与北京语言导向有关     

先秦政治婚姻初探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夷狄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先秦政治婚姻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先秦各国主要出于结交军事同盟、恃大国以图存、取人之国、巩固盟约、解除兵威、酬恩报德等目的而联姻,但各种联姻的性质却不尽相同。先秦政治婚姻呈现出多元化、多方位,“媵”婚现象比较突出,小国往往被婚姻大国所灭,强国干预弱国内政等特点。尽管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与汉唐和亲有很大差别,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以科举起家、延续数代长盛不衰的仕宦家族,这些家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仕宦家族兴盛与其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今天仍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值得人们去总结研究并加以宣传借鉴。     

雅正:唐太宗礼乐文化观和文学思想的核心

在唐太宗的礼乐文化观和文学思想中共同贯穿了雅正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在礼乐文化和文学领域同时进行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寻进而最终确立起来的,它取决于这样三个层面:在现实层面上,逐步恢复和树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并对前朝文风进行批判;在理想层面上,以复古的姿态寻找礼乐文化和文学的渊源;在操作层面上,最终确立了礼乐文化和文学的雅正观念,这对巩固政治统治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