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司马相如“人”与“行”

早在汉代就同司马迁享有“西汉文章两司马”美誉的司马相如，因其在汉赋上的成就被后人尊为“辞宗”、“赋圣”。然对其人品很多人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甚至视其为“骗色”、“骗财”的无行文人。因此本文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再评司马相如其人、其事，以期对司马相如人品高低做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卓絕汉代”的司馬相如的賦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是西汉最为杰出的辞赋家,他对汉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意义,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或以它寓有讽谏成分,因誉它为“古诗之流”(班固语);或以它“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因嗤之为“雕虫篆刻”,声称是“壮夫不为”(杨雄语)。两者无非是各取它的一个表面,并按照儒家诗教的要求加以褒贬,谁也没有越过这个界限。一直到现在,大多数的文学史家,评论家,也还是用儒家诗教的观点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称它为“宫廷文学”,认为司马相如是一个标准的“御用文人”。只有鲁迅一反上述的观点。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以反诗教的精神,指出司马相如的赋“不师故辙,自攄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给予很不相同的评价。     

试论张衡赋的双重性

<正> 张衡在科学与文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在科学上,他以制造了候风仪和地动仪闻名于世,当时就享有“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的称誉.在文学上,他的赋与诗,尤其是赋的创作成就使他在汉赋名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相颉颃.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汉赋浅谈

赋是我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它源远流长,作家众多,祖《离骚》而宗两汉,中经魏、晋,下讫唐、宋,繁而不衰。直至今天,人们仍嗜其名篇。但对赋这种文学样式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尤其建国后,对赋持否定态度的人并不少。例如目前我国高校通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谈到赋时,或只泛泛介绍,或只略置微词。总之赋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况已近湮灭,无复取之必要,意义不大,致使今日学文学者对赋茫然。试举几例:“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作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引自游国恩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23页)“汉赋过去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它的     

班固诗经观新探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他是东汉著名的史学与辞赋家。作为史学家，班固与司马迁齐名；作为辞赋家，班固与司马相如。杨雄。张衡并列为两汉大赋四大名家。由于班固既具有史学家的博识卓见，又具有辞赋家的文学眼光，因而班固的诗学观点不仅在汉代《诗经》研究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班固对司马迁与屈原的评价颇有微辞，有失公允，故长期以来学术界都确认班固为遵奉正统儒学的保守派，从而忽视了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自80年代…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班固与东汉大赋的再兴与衰败

汉大赋的创作自司马相如、扬雄后,虽赋家众多,但未有大手笔出现。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等,以其题材的开拓、手法的变化,再造汉大賦一时之盛。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班固以正统的思想指导、实践着自己的讽谏观,以新的认识解决了令扬雄烦恼不已的讽谏问题;他对汉赋创作中的模拟之风并不否定;他在前汉赋家着力甚少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开拓了新的题材,为汉大赋体制篇幅的增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但由于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等原因,自班固后．汉大赋的兴盛局面难以为继,开始走向衰败。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李白古赋初探

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李白在其《大赋·序》开头也说过同样的话,并接着作了阐明:“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     

扬雄的著述活动与著作

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一生的著述活动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扬雄从开始著述生涯起,到入京后几年的时间止,内容多以文学为主。扬雄早年敬慕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写赋极尽夸张富丽,《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进《大人赋》,武帝“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扬雄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全汉文》卷52)早年的扬雄刻意模仿司马相如,写下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     

一代辞宗──齐梁之际文坛领袖沈约

沈约为齐梁之际文坛领袖，史称“一代辞宗”。其诗隐约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所创新。其文章在当时亦属大家。其赋音节和谐，属对密切，处于古赋向律赋转变的中间环节。他的文学思想相当丰富，有不少有益的见解，其声律说影响尤为深远。在齐梁文坛上，为推动文学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扬雄赋风的思想性

《汉书·扬雄传》说扬雄认为作赋“颇似俳优淳于髸、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掇不复为。”这意味着扬雄曾以司马相如为楷模促进自我创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他的主观意愿既与赋的客观社会效果相违背,又与赋的文学效应相悖离。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和司马相如并肩颉顽的汉赋大家。扬雄自述在创作上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作赋弘丽温雅,又对前人的成就和艺术表现方式兼包并     

赋的文体特征、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产生与形成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曲.首先,它纯粹是由文人特别是宫廷文人创造的,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化”色彩.早期赋作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曾在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当过清客,就是更早些的贾谊,一代人杰,也难以摆脱宫廷文人之讥,更无论扬雄、班固.其次,赋体产生于大汉帝国初创并逐步走向繁荣强盛的时代,那种宏大规模、统一气象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表里,思想学术上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上则出现了这种把汉字特点发挥到极致的非常奇怪的文体——赋.     

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

我曾经写过《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载《江海学刊》六二年第二期)、《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载《文学遗产》增刊十辑)二文,考论到相如入梁年代(与生年关系最大)及是否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与赋的本原有关)二问题,以为相如入梁在汉景帝二年的可能性最大,出仕约在景帝元年,汉制男子二十三而傅(著于名籍),仕宦之年亦同,其生年约为文帝二年;而秦宓所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志》本传)为不足据,因为与相如一生行事不合,疑是传闻有失,或误读《汉书·地理志》文。昔年之文,不敢自以为是,聊供参考而已。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