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基于MOA理论构建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湖南省368份村民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动机、机会、能力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益感知、外部压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观能力、客观能力等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一因素并不构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是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多种并发形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四种组态，即动机-能力型、动机-机会型、机会-能力型、动机-机会-能力型。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策略研究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根据我国乡村生活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整治和规划布局状况,分析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进展,指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存在乡村环保设施薄弱、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乡村总体建设规划不能适应发展需求、乡村生态环境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等问题.确定以生态环境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布局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加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投入、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引导村民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等有利于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意愿外化为行为是否有效：生态服务付费与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

沿着“付费意愿-环保行为-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研究过程,利用OLS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生态服务付费意愿与环境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付费意愿的村民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倾向,能通过促进自我环保行动、带动邻里行动及配合监督村干部行动,实现意愿到行为的外化,同时通过环保基础、资金保障、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等村庄保障的调节确保付费意愿外化为行为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意愿外化为行为并非一直有效,付费意愿对环境效果提升效应因地区、意愿强度、环境水平和人居环境整治类型的异质性而不同。即是说,只要“意愿-行为-效果”的路径畅通和村庄基础等外部情景保障到位,就可通过提高村民环境保护的意愿,使得意愿外化为主动参与环保行为和影响他人环保行为,从而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选择偏好与支付意愿调查研究——山东省东部地区的证据

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农民选择偏好及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对新农村建设具体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对山东省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各项具体内容的认知、参与偏好及支付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村集体组织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农民支付意愿更倾向于农村公共设施、生活设施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的关联性探索

信任是民主的润滑剂,是选举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有莫大的关系,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越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村庄选举。其中,少数民族村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中共党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村民参与村庄选举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发现对完善村庄选举参与制度、增强农民选举参与意识、提升农民选举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个案调查

文章以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为个案,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文献分析、村民访谈与实地调查的有机融合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村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村民价值观念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从而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化解释.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分析

利用内蒙古、宁夏、山东三个省份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因子,考虑农户收入水平差异,采用列联表方法,探究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意愿仅为65％,而愿意参与供给的农户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农户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显著正相关,但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的正向关联性较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     

村民对计生奖扶制度实施情况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湖北南漳县的调查

为考察不同类别农村居民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情况的评价差异,于2010年在湖北省南漳县开展调查,并运用O rd inal回归法作调查数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村民年龄、家庭收入、是否为奖扶对象是影响他们对现行奖扶制度作出不同评价的主要因素,鉴于此,奖扶制度的推行应在宣传力度、奖励额度和推进思路及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     

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论我国农村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培育

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政治德性、提出理由论证自己权益要求及进行理性探讨的参与能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在政治德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善治和共治思维,同时对村民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村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培育合格的农村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最广泛的实践。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探索,对于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意义重大。近年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中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协商主体结构失衡;协商机制不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走出困境,需要提高村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优化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健全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