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政治信用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政治信用伦理被视为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价值,是城邦国家特别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应遵循的主要德性与规范.在中世纪,政治信用伦理与神学糅合在一起,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政约--守信"关系,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股否定政治信用伦理的非道德主义思潮.但随着社会关系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随着以市场、民主与法治为基本内容的近现代文明的出现,政治信用伦理在西方民主社会得到高扬,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运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基.     

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哲学效应

与市民社会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相适应,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亦是在16－17世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从马基雅维利到洛克的200多年里,近代市民社会理念所悄然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从国家理念向社会理念、从君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倾斜,而这种变化背后更深刻的内容则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专制与自由、政治与经济由原来的高度重合走向相互分离转变的趋势。得益于这种历史转变,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才能够在18世纪的裂变中大踏步走向成熟并在19世纪的聚变中走向综合,由黑格尔开创的社会政治哲学也才在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中被改造成了一条把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性导回社会现实并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     

《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刊——兼与《新月》比较

1928年创刊的《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它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对训政理论的批判、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等。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但《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种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与《新月》相比,《新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新路》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则更多地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批判现实政治。《新路》批判的言辞也比《新月》激烈得多。     

民主政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路径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路径。本文从政治发展的视角进行解读,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层面阐述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认为要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把民主政治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洛克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是洛克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主义哲学家与教育思想家的双重身份使洛克的思想貌似充满矛盾和两面性:作为政治哲学家,洛克否定了政治社会具有教育功能,作为教育思想家,洛克又将培育政治社会理想公民的重任寄托于家庭教育;在政治哲学中,洛克力图将政治权利从"家长制"中解脱出来,而在谈论教育时他又坚持将"家长权威"赋予父母。否定政治社会的教育功能并不意味着教育对政治社会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教育功能必须通过家庭来进行弥补,只有这样民主社会的设计才是完整的。要正确理解洛克的教育思想就必须将其放入民主社会设计的整体理论视野当中,也正是在政治与教育、政治社会与家庭、权利与德性、自由与权威等种种复杂张力的背后,隐藏着洛克对于化解自由民主社会危机的良苦用心。     

自由与平等两种激情的遭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何以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反思那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可以得出一些答案.大革命中,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并非由于两者学理上的悖论,关键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现代性视域下的道德困境探究——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谈起

现代性蕴含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两重维度,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也在这两重维度展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对理性主义的强调导致了"道德中立"和"道德无涉"现象的产生,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对感官原则的强调致使"道德情感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的出现。理性道德论和德性伦理学分别从理性和德性对现代性道德困境加以分析,但两者都只抓住了真理的一个方面。"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对二者的调和与超越,它强调理性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德性,再由个体德性外化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     

选择与历史:革命是否可以避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种解读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独夫体制与贪婪自私使法国专制君主既不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趋势,又没有政治智慧与能力协调社会各阶层矛盾、领导社会平稳过渡。是专制君主自身的一连串行为选择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专制君主如果能够认清历史趋势,顺应历史潮流,有政治责任担当精神,克制贪婪,主动放弃专制集权,适时寻求社会妥协与和解,建立宪政秩序,法国也许会以另一种样式实现大革命所要实现的推翻封建专制的目标,社会也许会避免革命恐怖与清算。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生态

作为"草根民主"的农村基层自治,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具有多种政治伦理价值.从政治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伦理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是基于道德秩序的传统自治态的延续,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政治伦理生态使然;农村基层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魅力与伦理魅力.     

严复晚年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反思倾向

严复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即放弃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逐渐趋向以反思和批判现实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方式,不再强求人事服从于外在的真理与规律,而注重于以人道伦理为人类社会之基准,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社会的道德、风俗、礼仪和国家制度的变迁.严复政治哲学思想的这种变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其一,在对传统的再认识中发现了一个国家之存在和一个社会道德之延续的根基所在;其二,在对变革、革命和共和政治的批判中认识到政治中保守主义立场的价值;其三,在对进化论的质疑和中西文化对比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     

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从政治与道德相互关系的角度

俄罗斯是个特殊的社会政治体系,政治上的专制与暴力及其虚无主义的道德说教铸成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政治发展模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发展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精英手中。     

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从政治与道德相互关系的角度

俄罗斯是个特殊的社会政治体系,政治上的专制与暴力及其虚无主义的道德说教铸成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政治发展模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发展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精英手中.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费希特政治哲学初探

本文通过对费希特政治哲学中自由和法律、个人和国家、民众和君主、国家和社会、理想和现实、革命和改良等重要论题的剖析,力图阐明费希特的政治哲学具有比康德政治哲学更为激进的革命性,因而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最高发展,是雅各宾专政的理论升华。     

论康德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

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历来争讼不已。应该说,康德政治哲学缘于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康德通过先验道德哲学批判了霍布斯以来的启蒙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又以实践理性重构了启蒙的个人权利思想,论证了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性。在道德和法之间,康德恪守其各自的界限,从而既规避了卢梭式的道德政治所具有的革命风险,同时又赋予了自由主义政治以一种深刻的道德尊严。康德哲学深化了启蒙。     

政治主体思维的缺失与重构——关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思路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遗存与当代中国的哲学思维有着深层的联系,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需要观照传统的积淀。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而,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正是要从这里着手。     

论民初蔡锷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辛亥革命后,中国旧的封建专制被推翻,而新的民主政治由于民主基础薄弱无法建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内忧外患。蔡锷针对民初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主张在民主共和的形式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总统专制的强有力政权,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并在政治实践中努力支持和维护这一政权。民初蔡锷的政治思想及实践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和中国实际,是合理的。     

马基雅维里非道德的德性论

马基雅维里深入历史和实际经验,发现了"现实的非道德性"这个残酷的真理。基于是与应当的区分,马基雅维里悄悄完成了价值上的重估,把政治善置于道德善之上。马基雅维里据此降低了人们对政治的道德期许,塑造了具有非传统道德德性的新君主和政治共同体,完成了现代道德观的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