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点校整理本王闿运《楚辞释》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晚清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一书已于2013年8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王阉运《楚辞释》凡十一卷,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     

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九歌》成因新论

《九歌》的成因,是楚辞学者聚讼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九歌》作出比较正确的理解是有一定困难的.一、从性爱谈起《九歌》多涉性爱.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早就说过"其词鄙陋"的话,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也指出其中"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近人苏雪林女士有"人神恋爱说",闻一多先生也说:"东君云中君(闻先生认为《东君》为《九歌》第二篇,《云中君》为第三篇),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用独白或对话的形式抒写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钱澄之《屈诂》的注评特色散论

钱澄之撰《屈诂》的主要原因,一是借表彰屈原之气节来抒发明亡后的个人忧愤之感,二是从《诗》学的角度来阐发屈原作品的内在含义.《屈诂》的注评体例主要是随文释义,注评篇目是依照王逸、朱熹所定,注评原则和方法大致包括字词注释继承传统、解题和章句注重发挥意旨、略补旧注之缺失等.而钱澄之对朱熹《楚辞集注》尊崇且又有所取舍的原因,主要是朱熹在当时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屈诂》具有诗韵的注评语言与作者是诗人有关,其平正通达的注评风格则表现出作者力戒空疏臆说的鲜明时代特征.     

古典名著阅读无障碍本《楚辞》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注译的《楚辞》一书作为岳麓书社出版的“古典名著阅读无障碍本”丛书之一种已于2011年8月出版。全书共45万字。根据此套丛书的编辑宗旨,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论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及其特色

本文探讨了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的内涵与特点,指出"唤醒——体验"为心理领悟方法之核心,而"虚心"、"熟读"、"玩味"则是与之相适应的操作体系。朱熹这一方法体系是对孟子"以意逆志"之传统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证心理领悟方法之切实可行。在提及研究方法就唯西方马首是瞻且学风浮躁的现实状况下,总结、研究、提倡朱熹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学习研究方法,无疑具有启迪思路和指导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     

鸟集汉北与汉北楚境

屈原《抽思》语及的“汉北”,自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注明“汉”即汉水、朱熹《楚辞集注》从同以来,经明清治骚名家辨析驳论,其为地理概念,已是学界共识;其指汉水之北的楚境,是屈原自郢都退居或放居的地方,也为学界成说。考察楚先民在商代的徙居和楚人在周代开拓北疆的历程,厘清周代楚国北疆的大小变化,可知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时及怀王时代前期的楚国汉北暨北疆,大致包括今湖北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陕西的安康地区以及河南的南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部分地区与信阳地区。汉水自西向东流经丹江口缓折、经襄阳急折下东南而至汉口汇入长江,襄阳、南阳、平顶山以东不宜谓之汉北。其时的汉北楚境,大致就是今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南阳和平顶山部分地区及安康地区。屈原往居汉北的行踪,可于其时郢都至汉北的路途中和汉北楚境的范围内寻觅。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及其评点学价值

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在《楚辞》评点史乃至《楚辞》学史上地位都颇为重要。该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又借助于评点形式,吸纳了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有"裨益"之处,从而融三家注之精华于一本之中,这体现了校刊者冯绍祖的独特思考。该本之问世,对于进一步打破朱熹《楚辞集注》的垄断,推进《楚辞》诠释多元化走向有重要贡献和意义。冯绍祖从前世诸家著作中选取相关评语,以眉批、旁批、总评等评点形式置于该书之中,这反映了当时评点刻本的真实面貌及共同形态,但这种评点观念与文人随阅随批之批点有很大差异。冯绍祖对于评语的选择,与其对屈子、屈赋的思考和认识紧密相关。该本所确定的评点形态、评家以及评点,均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韩国］朴永焕朱熹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楚辞》研究方面，他的《楚辞集注》吸收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研究成果，而对其中的某些谬解加以辩证，寻求作品意旨，发掘咋品的微词奥义，对《楚辞》词语的解释等方对...     

以屈原为题材的古代绘画概述

历史上为屈原造像,今查阅著录的,始自南朝宋人史艺绘《屈原渔夫图》,至元代有张渥绘《屈原》;明代有朱约佶绘《屈原》,陈洪绶绘《屈子行吟图》,吴伟绘《屈原问渡图》;此外,尚有成化年间石刻《屈原像》,弘治、隆庆年间宋·蒋之奇绘本《楚辞集注》中,木刻《屈原》。当时民间并有过织绣《屈原问渡图》。清代有张若     

屈原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屈原学集成》序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文学成就,都是不朽的。司马迁褒赞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文心雕龙》说：“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毛泽东于1972年9月会见日本的田中角荣时,将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影印本）作为国宝赠予田中角荣,可见其对屈原推崇之至。     

《九章·悲回风》创作时间之我见

<正> 《悲回风》的创作时间,朱熹断为“临绝之音”。他在其所著《楚辞集注》《九章》前的一段小序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致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己。”又在其《楚辞辩证》中补充说:“屈子初放,犹未尝有奋然自绝之意,故《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