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性优化

村党组织的领导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应对农村领导力不足、村“两委”职责行使不协调等乡村治理难题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应当坚持遵循国家法律制度，依照法定程序，不能简单以行政命令方式妨碍村民自治。在“一肩挑”下，并不意味着村党组织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在职责方面的简单混同，在乡村治理具体事务中也应当明晰界限。针对“一肩挑”之下二者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应当区分违纪和违法，给予相应的惩处，发挥法治保障功能，维护法治权威。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视角下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维度及其实践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有力制度安排,能够对村庄组织、利益、价值进行有效整合,继而推进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治理共同体构建。首先,在组织层面,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理顺纵横向治理体系,使之有效运转起来,为村域治理共同体构筑坚实组织基础;其次,在利益层面,能够将民主协商贯穿村级治理全过程,在利益诉求收集、协商和落实的过程中,提供公共利益基础;最后,在价值层面,可将宣传教育与行动示范等举措与村级日常治理予以深度融合,不断凝聚各主体对村庄公共生活的集体意识,铸牢价值基础。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索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与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深度耦合机制,以期实现乡村善治及其全面振兴。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村级党组织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村民自治的普遍推行对村党支部等村级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工作内容和领导方式带来很大影响。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作用，必须大胆创新制度、完善决策机制、改进选举办法、转变领导方式、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实现“两委”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川东北A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

A社区第八届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遵循“两荐三评一选”的程序进行。党支部换届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候选人条件的设定违背公平原则；“无记名投票”难保投票的秘密性：“居委会委员中产生其他党支部委员”违背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据此．规范村（社）党组织选举的对策是：从村（社区）情出发，设定公正的候选人条件；从制度、文化、场所等层面完善，确保投票的秘密性；科学规范交叉任职的融合程序；加强对村（社区）党组织选举的监督。     

新时代村党组织书记发展瓶颈及破解之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充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领头雁”“带头人”作用,才能更好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全面推行“一肩挑”背景下,村党组织书记面临个人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职务晋升存在“天花板”、工资待遇水平难以满足其对美好生活需要等发展瓶颈,成为影响村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主要障碍。新时代新征程,要构建“选育用管”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考核结果为导向的职务晋升机制,完善逐步提升薪酬待遇水平的保障机制,破解村党组织书记发展瓶颈,激发村党组织书记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冲在前、作表率、当先锋的内生动力。     

党政机构改革背景下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研究

[提要]党政机构改革改变了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耦合方式,增加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发生冲突的可能,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带来新挑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技术上的,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冲突有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形态,积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具体规范、组织原则和制度理念等层面,消极冲突主要发生在联合发文、行政问责和司法救济等领域。对冲突进行调适,要在定位上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分工,在制定环节加强规范冲突的源头治理,在实施环节立足法律实质提供司法救济。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类型研究——基于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分析

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协同适用程度,是决定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建设进度的重要指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存在对应关系,但重要问题还是在于两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其中衔接包括主体限缩后的衔接与监督处理措施上的衔接;协调则存在于同类情况不同表述方面的协调以及同一问题相关规定方面的协调。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衔接与协调的映射关系,注重协调目标趋同而非盲目求同,以制度创新解决特别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村支书“一肩挑”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制度优化

新时代,全面推行村支书“一肩挑”是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一肩挑”过程中各地结合实际,开创不同的“一肩挑”治理模式,加强了党的领导,化解了“两委”间的矛盾冲突,密切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的治理效能。同时,“一肩挑”也存在党的政策与现行村委会组织法之间的张力、退出人员因利益受损易引发矛盾冲突、村庄中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足、“一肩挑”村支书权力集中监督难等问题。为保证“一肩挑”顺利实施,必须化解“一肩挑”政策与现有法律之间的张力,妥善安置退出人员,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构建权力制约体系。     

基于KmeansSMOTE的损伤诊断模型性能提升及在斜拉桥中的应用

村两委“一肩挑”是加强党在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关键举措,也是当前乡村振兴的一种治理模式。它的全面推行是党与政府、村级组织、村民等多主体互动合力的结果。然而在“一肩挑”实践中存在着复杂的主体特征和相互关系,影响着制度的平稳长效运行。因此,为完善“一肩挑”全面推行中多主体互动机制,需要从村两委建设和村民参与两个层面探寻路径以达到长期平衡状态,从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乡村振兴。     

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路径

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揭示当前我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存在的冲突问题,进而提出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有机衔接的制度保障,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动互联,提升党内法规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系统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逐步将反复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内法规提升至国法层面,不断健全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和立法权限,积极完善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二者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强化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立法清理和实施评估机制是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党内法规体系的再完善需遵循阶段性完善和发展性完善辩证统一的制度和实践逻辑。一方面,党内法规体系需突破既有的阶段性制度建设成果,实现从“比较完善”向“完善”的跃升;另一方面,需要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衍生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的具体要求,推动制度更新再造,实现党内法规体系的再完善。具体而言,就是强化核心价值引领,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中国特色”价值贯穿到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过程的始终,牢牢把握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这两个关键“密码”,持续推进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的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紧紧围绕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两大基本目标,着力完善党规国法衔接协调制度规范体系、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保障方面的制度规范体系。     

党内监督百年实践：历史嬗变与行动趋向——基于国家治理视角

自觉而强大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秘钥”,党内监督为此提供了可靠路径。党内监督百年实践满载着党救国建国治国的初心使命与奋斗足迹。历经百年,党内监督逐步实现体系化、战略化发展,为规范与引导领导干部“公权力”运用等作出贡献。继往开来,未来党内监督应坚持以党内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绩效目标,以历史经验为启迪、以现实诉求为依据,按照“全覆盖”“法治化”“协调化”以及“技术化”的路向发展,不断提升监督效能,通过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研究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内法规不仅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而且同国家法律共同构成党依法执政的制度依托，形成衔接和协调的辩证统一关系。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共同体现党的主张，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党依法执政。党内法规要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并比其要求更严格才能确保二者协调一致，形成管党治国的合力。     

山区农村不宜实行"一肩挑"

在不少地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 部的关系不协调,影响农村的稳 定和发展。为了摆脱困境,近年来有 些地方试图通过“两票制”、“两推一 选”等办法,实行村党支部书记与村 委会主任“一肩挑”。董江爱博士在山 西某县的调查发现“两票制”、“两推 一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村党支部     

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制度化的多维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有崇高为民情怀、深刻思想内涵及重大现实意义。开展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制度化建设,不仅需要在党内进行,还要将其价值取向融入到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以及社会风俗之中,以此实现初心使命全面制度化的多维路径。要制定初心使命的相关党内法规,并将初心使命作为基本立法原则精神融入其他党内法规,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行为规则。要将初心使命的价值取向作为法律原则融入新制或修改的相关法律,以及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问责、守法、自我纠错等各个环节。还要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层面将初心使命融入社会风俗,让社会风俗的价值取向与初心使命保持一致。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兼具组织资源和乡村治理资源双重优势,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支撑,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特定的运行与考核方式,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下负责机制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驻村第一书记对村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重视不够、培育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动力不足、与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互动不足、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帮扶成效不明显。在助推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建强村党组织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创新拓展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探索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并推进党组织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论党内民主及其原则

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员、党的领导和党的各级组织;党内民主的客体就是党内民主的各项工作,主要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生活等等;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通过开展党内民主的各项工作,调动全体党员、党的领导和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及民主的一般特性,党内民主的原则主要有:民主集中制原则、平等原则、选举原则、多数决定原则、公开原则、监督原则、法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