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游士之流变

游士是士阶层中的一类。由于以往游士概念具有不确定性 ,有必要对其做出界说。作为特殊的士群体 ,他们又与汉王朝的政治盘根错节 ,纠缠不清。今就两汉游士阶层的流变史程作些具体的阐述     

试论两汉游士之流变

游士是士阶层中的一类.介于以往游士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有必要对其做出界说.作为特殊的士群体,他们又与汉王朝的政治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本文就两汉游士阶层的流变史程,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求正于诸位方家.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汉魏士人隐逸观

两汉之际隐者不畏死亡而坚持的是志节与信义;其隐居皆因对社会现状和政权当局不满。东汉初,隐者为“志”而隐,坚持不臣不友的独立人格。东汉中后期道家型隐逸人格出现并受推崇,此时隐者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建安年间人们对隐逸行为多持否定态度。曹魏前期,隐逸人物风范的道家化,表明道家人格成为人们的理想人格一般都从隐者能激贪厉俗的社会功能方面肯定其存在的意义。曹魏后期,嵇康从追求精神境界和循性守志角度肯定出处两种行为。阮籍则否定超然事外而贱身的隐居方式,追求超然世外、遨游于精神之乡的高蹈行径。     

先秦“黄老”是改造了的老庄哲学，而非黄老之学

黄老最初出现于汉代,黄老之学亦形成于汉代。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第一次使用了黄老,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第一次使用了道家,但这些都是汉朝的学术称谓,并非指先秦已有了“黄老”或“黄老之学”,先秦既无“黄老”,亦无“道家”。因此,主张先秦已有黄老或黄老之学,或者认为先秦黄老乃道家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所谓先秦黄老,实际仍是老庄哲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外化。     

论先秦儒家的归隐情结与道家的社会担当感

先秦儒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后世读书人“心向往之”的人格理想,“学而优则仕”也为士人们指明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济世之路。与之相反,道家学派似乎对外在权势有着天然的排斥,无论是老子出关后的“莫知其所终”还是庄子“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的自在逍遥似乎都暗示了隐者的考槃之乐,也为中国历史造就了一个崇尚老庄,遁迹山林的隐士集体。然而在先秦,儒家的出仕与道家的归隐并不具有绝对性,只是在后代的继承发展中,这种思想被固化与放大。事实上,先秦儒者也有归隐情结,而于道家经典中亦可见其社会担当感。     

元初士人的“时隐”意识和殉“道”精神

<正>就群体而言,元初士人阶层的隐逸意识的膨大同其地位的失落几乎是同步的。 士阶层中隐逸意识的浓淡荣枯,都能反馈或折射出时代的气息、社会各方位各层面的风貌,一切以士阶层的心轴拔转。自孔、孟规定了“仕”隐”进”退”几乎成了士人凝固性的思维格局和程式化的蠕动规律。 夷狄首次主宰中原的元代社会,无疑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范,士阶层的隐逸意识的产生和强化无疑有着异于其它历史阶段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自然也有异于前后各朝的个性特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先秦道家元典中的人文精神初探（二）

先秦道家的艺术人文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审美观;具体的艺术样式;艺术境界寓于艺术人生。先秦道家的文化教育观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主张身教或合规律的教育;无视经验教育,强调实践性教育。先秦道家的社会政治观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处理社会问题的基本准则;责任与形象相结合的处世态度;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先秦道家的宇宙自然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人类是宇宙自然的要素,各要素各有价值;人类应该向宇宙自然学习,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如果人类破坏大自然就会遭遇灾难。     

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

隐逸之士是伴随阶级社会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东汉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原因的综合作用,此一群体是显著扩大之势。同隐逸,其中又有儒隐,道隐之分,真隐,假隐之别。儒隐者以隐逸为进入或重返庙堂的手段;道隐者以隐途为目的,前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鹤在功业;后者鄙薄功名利禄,关注个体生命,二者在文化上都有存在的价值。     

自然与治道——先秦诸子自然状态学说的比较研究

在先秦诸子中，早期道家虽然使用了 “自然”或是与之相关的以 “自”为名的一系列 术语，但这些术语所指示的内容却不是现代政治哲学语境下的 “自然状态”。老子及黄老道家所讨论 的 “自然”主要还是一种无为政治的结果。当然，先秦诸子中仍不乏对政治国家产生以前的人群状 态的关注。《商君书》及 《庄子》中描述了某种朴素、无争的自然状态。而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则认 为在政治国家产生以前，人群处于一种相互伤害、充满纷争的混乱状态。他们对于自然状态产生的原 因又有着不同的认识，并据此给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治理方式。     

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

<正>中国古代士人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播、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在商周时期,士的含义十分广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级制度上,士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 ,与当时列国的纷争有很大的关系 ,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自我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信的结果。“士”的觉醒 ,主要表现在 :1、极力宣扬“士”阶层在社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强化统治者对于“士”阶层的重视 ;2、努力争取“士”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3、争取个体的人格独立     

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现代生态哲学与先秦道家的自然观

分析了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道法自然”、“天人一体”和“上德无为”等哲学观点与现代生态哲学的自然中心主义、人类回归自然和遵循自然规律等观点之间相似性 ,认为先秦道家是生态哲学的先驱。西方传统哲学中“征服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应为人类掠夺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现代生态危机负责。以先秦道家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哲学中蕴涵的尊崇自然、师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是实现人类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宝贵文化遗产     

先秦思想对中国传统村落规划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对自然科学的认知是在不断与自然交往中产生的,在自然认知的基础上提炼出的古代哲学思想一经形成则反作用于自然科学。古代哲学以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观念为集大成,在这些哲学中散见的各种思想政治对古村落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先秦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政治对传统村落的影响。儒家的思想中礼论和道论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是明显的,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布局是其代表;道家尊重自然和崇尚自然的思想顺应了山区传统村落的规划发展,这种思想延续至今。     

中国古代隐士略论——兼谈古代儒道隐逸思想之异同

隐士作为一个独特的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产物。从历史上隐逸之风较盛的几个朝代看,隐士的产生大多与社会的动荡、统治阶级的强权政治及统治者的昏暗腐败有关。中国古代隐士的构成及其隐居方式是多样的,这与其各自哲学思想基础有关。就此而论,又有道家之隐与儒家之隐之别。无意天下事,无意仕途,一心出世,以求超然物外,是为道家之隐,“身处江湖,心存魏阙”、“隐居以求其志”,以隐待出则为儒家之隐。除此又有专门以隐“待贾”之假隐。隐士之流在身当乱世之时洁身自许,不为污泥所染,为人敬佩,但其逃避现实,为明哲保身之计却也不宜多所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