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视角下我国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矫正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各地的房屋拆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的重要主体部门,其公共权力的运用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来,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在利益因素的驱动下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采取有效措施来矫正政府公共权力异化,实现公共权力公共性的回归,必须从树立政府正确的政绩观、加快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着手。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共性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启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既从哲学批判中阐明了人与自然界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建”、人与人的“共在”的公共性理论图景,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公共性异化,而解答公共性异化的“历史之谜”,进而重建社会公共性,理应诉诸“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行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共性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即增强物质文明的公共性,筑牢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物质根基;提升政治文明的公共性,提供人们生产生活优良的秩序保障、制度支撑;丰富精神文明的公共性,夯实人们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提高社会文明的公共性,构筑人们生产生活的正义场域;强化生态文明的公共性,推进人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创造人类美好的生活家园。     

权力的资本化及其遏制

社会公共性和强制性是权力的两大特征,社会公共性是指权力可以支配公共资源,而且它本身就是公共资源。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必然使当权者把它变为私人资本,谋求剩余价值———亦即权力的资本化。为了从根本上遏制权力的这种异化和嬗变,必须从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入手,确保权力的社会公共本质。     

政府权力异化的原因与防范

政府权力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政府权力异化的结果是公共政策偏离公共行政的目标以及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腐败。政府权力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原因,也有制度的缺失、无效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原因。防范政府权力异化,重要的是避免利益冲突。为此,首先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其次要规范政府行为,最后要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     

转型期政府公共性的衰减与再生产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元属性,在公共行政中凝聚着服务、公正、责任、民主、开放的价值内涵.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性出现了衰减现象,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政府自利、职能不清、效率偏好、公权异化和责任缺失是导致公共性衰减的根源,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障.政府公共性扩大再生产的主要路径是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弘扬公共行政精神,强化公共服务责任,完善公共治理制度,拓展社会公众参与,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走出中国特色的行政文明之路.     

政府组织变革中的权力关系演变与规范路径探究——读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权力作为社会治理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社会治理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长,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性以及权力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近年来,由权力性质异化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中指出,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在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的社会建构历史与逻辑中,从政府组织模式变革中所伴随的权力关系演变角度寻求有效的权力规范路径,同时,张康之构想了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将更多地与人的知识、智慧及道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思考权力的规范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权力异化问题。     

公共权力异化的伦理规约

政府要完成自身的使命,进行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权力.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公共权力.权力的公共性是政府权力的根本属性,是对政府应然状态的确认,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却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异化",其根源在于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从伦理学角度讲,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伦理规约,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与伦理"普遍物"是相通的.     

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转向：价值诉求与实践品格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出现了强调“公共性”价值、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社会和谐、行为自律的道德化转向,显示出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及其实践追求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诉求打开了公共行政的人文价值视野,摆脱了泛理性化和技术主义的思维局限,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不仅赋予了公共行政理论合法性根基与价值合理性基础,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乏启发性意义。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论北宋职役的财政属性及其影响

宋代,职役已深入到国家财政、行政、治安等方面,成为国家机器运行的客观需要.职役具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采用强制手段,将部分财政支出、财政欠收的风险以及财政运行和调度的成本,转移给应役民户的财政属性.职役的财政属性在为国家节省大量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了应役户的负担,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论现代社会行政与法律的衔接

文章首先从政府在社会中的定位入手,阐述了公民品行和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核心规范标杆;公共行政必须与宪政的目标和过程相联系;公共行政必须在宪法架构内且合法。其次基于行政活动的自主性、多样性、复杂性,及其所依赖的政治和伦理因素,从制度与法律的一致性、程序是行政与法的制度衔接以及行政法对公共利益的肯定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法律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领域里的角色。旨在分析日益更新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保持行政与法律相衔接,落实依法行政的可能性。     

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

环境公私协作通过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引入责任共担、风险分担、互利互倚的合作契约机制的建立,旨在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治理以及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它体现了环境行政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行政到契约行政的法理拓展与机制创新.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环境公益目标导向下的行政契约,并具有公法性和私法性并存、行政目的性和契约合意性兼具的特点.依据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中契约合意与行政权力优位顺序的差异以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将其类型化为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司法救济是环境公私协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以传统的民事诉讼为主要司法救济途径,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的司法救济,则可根据具体纠纷起因而选择适用行政诉讼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此外,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追求的环境保护公益目标,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新闻执政——公共权力对媒体的驾驭能力

新闻执政是指执政党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向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执政理念、大政方针、路线政策乃至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活动方式。因为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统治权,更是政府受人民的委托,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服务社会的责任。新闻执政的本质,一方面是让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来了解执政者是不是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不良行为提出批评和揭露,从而体现“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立党宗旨,以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权。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也成为当前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结构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公共权力、个人理性与制度制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思考

人的自利性、公共权力掌管者的信息优势及其在"利己"活动中的便捷性和危害性,使防范公共权力掌管者行动可能造成的破坏性成为公共领域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因此,必须用制度制衡公共权力。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逻辑共契

技术与资本的互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上的共契.现代技术的本质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便成为技术本质的典范功能和形式,从而使现代科学具有了技术的本质,表现为精确性和定量化、预见性和高效率以及技术作为“订造”的权力.资本的本质体现在自然属性即增殖性、扩张运动和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二者的逻辑交融在于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与资本增殖的契合,控制意志的一致性以及技术权力是资本权力的统治力量和模式.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

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是跨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的一个不纯粹公、也不纯粹私的中间体.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进程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逐渐融合,标志着以批判和监督功能为主要特征的公共领域衰亡了.以公民社会为底蕴和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与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