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与价值嬗变

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从而引发了重塑公共行政的运动。治理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在吸收政治民主和社会自治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公共行政的基本框架,是对传统范式的改进和补充。在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隐含在公共行政传统范式中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相应的消解与嬗变,从善政逐渐转向善治。     

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公共行政的价值反思与重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理论述评

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提出检验与批判,其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价值面的讨论,通过关注合法性、正义、伦理、参与等价值内涵,重构公共行政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在新公共行政学者看来,纯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对行政问题避免做出价值判断的做法不仅使管理者远离合法性,而且远离社会需求.新公共行政学强调行政管理者应该以其专业知识从事价值判断,使它们为社会所用,公共行政应回归到以自身价值为主体的地位,并形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民主、责任、效率并存的价值体系.新公共行政学使政府开始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开始面对实际问题,重新正视政府服务对象的地位和需求,并要求把公众的需求作为行政体系运转的轴心,从而赋予政府功能新的定位并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履行方式,为近半世纪以来的公共行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利益人”视阈下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选择

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是分析其职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公共行政人员既非自利的"经济人",又非缺乏价值内涵的"公共人",而是有着多重利益取向的"利益人",因而他们的行为面临着公共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冲突、本位职责和社会职责的冲突、个人正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进而陷入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彰显.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公正的规范制度,以及公共行政人格的塑造,促使公共行政人员选择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     

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     

从组织到行动：行政改革的社会建构转向

行政改革是提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以机构改革为牵引的行政改革持续推行,行政组织的功能和公共行政的有效性都得到了显著增强,有力夯实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机构改革逐渐显露与发展时空脱节和主体缺场的缺陷,而且面临改革边际收益下降和成本攀升的困境。因此,行政改革本身也亟需一场深刻变革。在工业社会转向数字社会的复杂场景中,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以社会场景和社会关系找回时空性和主体性,进而将行政改革的焦点从组织本身的优化转向合作行动的建构。社会建构主义视阈下的行政改革,力求将公共行政思维从回应性转向前瞻性,将目标从协作性转向合作性,将方法从自在性转向他在性,以公共行政的社会性确保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持续高企。未来的行政改革,当根植数字时代,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单向调适到多维互构共变的历史性跨越,搭建多元主体合作行动的基本框架。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公务员行政决策伦理思考的嬗变——从行政责任到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的功能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价值理性使得行政决策行为更加贴近社会大众,贴近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行为也因此围绕着责任标准和公益标准展开价值博弈。长期以来,库珀的"层次式"行政责任为主要决策价值观的决策伦理思考路径成为行政决策与伦理决策结合的大胆尝试,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决策需要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实体统领性的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行政决策伦理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行政人员面对不同价值观产生的冲突和困境,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了决策者进行伦理思考的指导性角色。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的本质诠释及制度构建探析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具有区别于其他职业伦理的根本性质,它以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以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发挥作用、以特殊的责任伦理产生效应。发展和完善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就要健全公平的行政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建立完善的行政职业伦理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快公共行政职业伦理法治化建设。     

行政法律制度变迁与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对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对行政组织制度的影响 ,表现为继续推行传统的行政组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同时 ,注重培养非政府公共管理部门 ,即“第三组织” ;行政行为制度应当回应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新公共行政理念 ,注重相对人的参与与民主化 ,注重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运用 ;行政程序制度的崛起是新公共行政理论对行政法律制度影响的又一具体体现 ;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加强 ,监督对象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是新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国内公共行政正义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正义、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2)将正义、公正作为政府行政的伦理目标和价值导向;(3)将正义、公正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重要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础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行的体现.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行政法的合作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公共行政演变的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的演进,服务行政呈现出以"权力"为中心的恩赐形态到以"满足公共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直至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之发展脉络。服务行政是对秩序行政的发展,而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昭示。公共行政发展与行政法理念革新一直存在互动关系,行政法合作理念的确立,应在行政观念、行政主体、行为方式、行政救济等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行政规划中的公益权衡及以人为本的法价值指向——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的分析

行政规划是一种特殊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会直接影响特定公众的重大利益。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必须解决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权衡,关键是要确立起以规划区域内所有相对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为本的法价值指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突出反映了我国以往的行政规划在此价值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偏差,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坚持行政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原则,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法价值观。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融会当代信息技术观的行政哲学建构

对当代信息技术本质与作用的单向性理解和行政哲学理论建构的不明,导致公共行政哲学对于信息技术哲学思考的缺失和实践方向的迷失。以“批判的建构论”建构当代信息技术的技术观,可以认识信息技术的价值理性,并揭示在具体的实践的领域,公共行政对信息技术在改变现有的权力、利益关系和行政制度与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所应进行的反思与超越。当代信息技术无可置疑地对公共行政产生重要影响,但这是否源于它所前置性承载的行政价值,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决定性、单向性,是否其自身也成为一个行政问题,等等,这一系列仍在争论中的主题,都需要我们运用信息技术观进行讨论和解释。     

行政公诉的法理与制度建构——一个法律监督的视角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