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时中”思想与西汉帝国的经济政策

在汉代经学思潮下,《周易》经学的“时中”观成为西汉帝国经济政策制定及决策的观念与方法依据。“中”的精神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并在西汉政府的经济政策中表现为社会整体福利优先的经济伦理原则;“时”的精神表现为经济决策中的辩证方法。“时中”原则构成了西汉政府经济政策中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儒学“中庸”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使古代中华帝国的经济政策成为儒学文化体系的有机部分。儒家的“时中”经济思想对激活当代经济学的伦理关怀有所助益;它同时也启示,封建专制政治是社会整体福利实现的最大阻力,是儒家“时中”经济伦理主张陷入实践困境的根本原因。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秦学颀汉代的儒学大师们立足于大汉帝国的现实，全向总结了当时“汉家法周”的社会思潮，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提供了一个“奉天法古”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是经学。所谓经学，就是汉代经师们通过训诂章句，对先秦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价值系统...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论孔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王泽民汉代以降，随着儒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儒学遂以先秦的显学之一而凌驾于诸子之上，成为独尊之经学。在经学与通经致用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自然地被神化为一尊政治偶像。自此而后，孔子的政治价值便掩遮了他的学术地位。...     

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法文化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系统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70年代后,由于秦简、汉简等新史料的出现,学术界对该命题的某些具体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伦理主义和混合法是中华法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始终一以贯之.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对古代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战国秦代的法家集团,在清算宗法贵族制度推行“集权法治”的同时,完成了局部的“纳礼入律”.西汉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巩固特别是儒学被奉为正宗学术,古代法律开始儒家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全方位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儒法一统化;在司法职业训练上表现为儒学律学化或律学经学化;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宗法礼制的逐渐成文法化;在法律样式上表现为儒家提倡的混合法理论逐渐社会化.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     

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这不能不说是武帝尊儒崇经的一大流弊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论戊戌时期湖南新旧派儒学观的分歧

对待儒学的态度不同,是引发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新旧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维新派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侵略,同时也为了宣传变法思想,提出了“保教”的主张,并在恢复真孔教的名义下,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一种保教尊孔的精神。由此引发了青年学子对传统儒学价值的怀疑,造成了儒学信仰危机。保守派坚持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维护儒学的知识体系———经学,体现出一种尊经翼教的思想。新旧两派儒学观的分歧,折射出儒学在近代社会变迁局势下的困境。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论陆贾在汉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陆贾是汉初颇有成就的经学家 ,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当秦禁学之际 ,陆贾上承荀子发展经学 ,保证了儒学发展链环的一脉传承 ;又通过《新语》使刘邦进一步从治理天下的高度意识到儒学的重要作用 ,为儒学在汉武帝时的独尊奠定了一定基础 ,从而对提高儒学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汉字“诠”在多重语际间的意义谱系——从“■”到“经学诠释学”

由于跨文化互文的不同处境,“Hermeneutik”这一德文术语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必然延异为多种译名,其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占据“中心”以统摄其他译名的“权力”。“阐释学”这一为文艺理论界及文学阐释学所青睐的中文译名,亦不应被强制阐释并形塑于概念等级之巅。其实,在西文语境中“Hermeneutik”的词源及其与“赫尔墨斯”的关系亦是复杂难辨,其中的诠释学建构更需在语际间的翻译转码中给予解构性透视。然而,在中西诠释学概念的互视中,字义或词义于自身语言网络中的散布状态,却为其在本不可通约的多重语际间创造了意义勾连与谱系建构的可能。因此,“诠,具也”“具,共置也”这一递训之链,必须在语际间的相互指涉与反身指涉中,方可成为“诠”与“λóγο?”和“auslegen”融通互释的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枢纽。进而,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合会共置,也使得“经学诠释学”成为“言具古今、择鉴中西”之学,其不仅为传统经学之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可供择选的路径,也为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营构了生产性的话语空间。     

经学更新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论庆历之际的社会思潮

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学说,在唐宋间近四个半世纪中(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完成了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朱维铮先生称之为“经学更新运动”。更新了的封建统治学说,是哲学化了的经学,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理学”。经学更新运动肇端于中唐,但真正拉开帷幕却在北宋中期。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伴随政治上求变呼声的高涨和“新政”的一度施行,学坛上兴起了一个批判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学术格局的终结,和经学更新运动由潜行期进入发展期。本文试就这一思潮作初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