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道德内化思想研究

王阳明以心体论为基础,以“心即理”为出发点,强调道德规范内化于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并论证了通过心的内部活动即情理交融来实现道德内化的过程;主张“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提出了体现和检验道德内化的道德外化思想,由此形成了他的心性论的道德内化理论。     

良知与准则

与朱子在事事物物上求其理（准则）不同,阳明认为通过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准则。对阳明来说,良知是具体准则的根据。但与此同时,阳明过分夸大良知的作用,以至于将良知与准则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忽视、甚至取消致良知过程的弊端。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试论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不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理学中扮演着方法论的角色。程朱利用“理一分殊”解决了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使理学成为一种更为缜密、完善、思辨性更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浅谈王船山的天人观及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是指天道与人道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王船山天人观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些粗浅探讨．一、王船山在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中，强调“理通而功用自殊”，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王船山在阐述“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方面，批判了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命论”思想，对天与人都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讲的“天”是标明物质规律性及其客观性的“天”。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日天．呵《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所谓“势”，即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王船山说：“…     

宋明新儒学的逻辑发展及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本文遵循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顺序一致的原则，揭示了宋明新儒学气本、理本、心本三派哲学的内在矛盾和陷入的理论困境，论证了新儒学三次重要转变的逻辑必然性。认为阳明心学十分简洁，水平很高。但新儒学的根本缺点是把“心”“性”本体论化，不论是张载的“性即天道”，朱熹的“性即理”，还是王阳明的“心即理”，都忽视了人有比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更为基本的活动，从整体上说是忽视人的生存论。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朱熹“理一分殊”辨析

目前几种主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和朱熹哲学研究的著作,大致都认为朱熹“理一分殊”如同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和禅宗的“月印万川”,把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等同起来,是相对主义诡辩论,或指责说“理一”既可“分殊”又岂能“理一”,所以是自相矛盾的“怪论”。那些作者又都把“理一分殊”作为朱熹哲学体系中的一般命题对待。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阳明心学人格美育思想内涵探究

阳明心学是明代中晚期重要的哲学思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格美育思想，主要表现在：1．理想人格的追求，2．价值主体性的凸现，3．感性生命的体验。4．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关怀意识的养成。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龙场悟良知 养性在践履——论阳明学的核心与性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是悟到了"心即理","心即理"是阳明学的核心,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深入考察龙场悟道这一史实,龙场悟道既不是理论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悟到了"心即理",而是悟到了良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阳明学的性质是德性之学,而非如西方哲学一样的智性之学.     

天命与人生的互贯互通及其实践取向——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发微

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乃是传统儒学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命题。与现象界形形色色分殊的事物对应，所谓“合一”之“一”，乃是指有着巨大统一性的“本体”；“本体”与“现象”不即不离的关系，实即“一”与“多”互摄互涵的关系，可用“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来加以概括。超越的天道可以下贯于现实的人生，宇宙论与心性论亦可互释互诠，因而人必须敬德修业，才能尽“人”以合“天”，遂不能不有“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以圆成与“天”一体通贯的生命本体的完整统一。“天”既可指形上超越的本体，也可指形下具象的自然。人能“参赞化育”即意味着“人”与“天”可以合为一个共同的生命创造体。只有以“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为前提，才能激活“心”与“天”一根而发的活泼创造生机。“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突出“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这既是人生“下学上达”服从内在道德律令显现出来的神圣与庄重，也是“天命”与“人生”打成一片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理一分殊"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思想家为了建构其理论体系,曾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发.那么,杨时是如何阐述"理一分殊"的呢?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闽学"发展的脉胳源流,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