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一个自由灵魂的奇遇－－论李健吾的批评观念

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堪称神韵独具.他在批评观念上汲取了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印象主义的诸多营养,对文学批评的本质、目的、基础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值得人们加以注意.     

判断·思考·对话 ——论南帆文学批评观

文学批评观的概念可以定义为: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进行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进行文学批评方法选择的倾向.南帆的文学批评著作繁多,在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以及其学习、创作经历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主客观统一、审美兼具理性、激情而富含思辨的具备和谐特色的文学批评观,他强调批评的价值判断,强调批评家的责任担当,强调批评家与作家的积极对话,他既是第三代学院派批评家中独具特色的一员,也是敏锐发现文学批评文化转向、视觉转向的理论先锋,最重要的,他还是一个愿意俯身问问"泥土哪儿去了"的人.当前,文学批评出现商业利益至上、学术功利主义盛行的现象,南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不能也不可能忽视的重量级人物,研究南帆的文学批评观有利于促进我国当代文学批评健康风尚的形成与发展.     

"京派"批评的"两翼"——试论沈从文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

沈从文和李健吾是"京派"批评家中的"两翼",他们将表现真诚的人生与人性作为其文学批评观;风格批评注重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作品的整体审美价值;对待作家作品持以公平与宽容的批评态度。该文将他们置放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通过对他们批评特点的比较,显示出他们的文学批评作为独特存在的艺术魅力,为今天的文学批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梁宗岱、李健吾文学批评比较论

梁宗岱和李健吾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由于崇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具有广博知识背景等缘故,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汇通、独立批评精神的维护以及富有个性的批评文体建构等.但同时,他们也存在个性的差异:梁宗岱倾心于象征主义诗学,而李健吾则深受印象主义的影响;梁宗岱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诗学原则的探求,李健吾则在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了他的形上追求;梁宗岱的批评文体兼有知性和感性的色彩,而李健吾的批评文体更多带有感悟、诗性的特征.他们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了新的境界.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

文章阐述了李健吾文学批评观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并全面评述了李健吾对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批评的本质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其标准是公正、自由与真诚。文学批评主要采用印象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形象化的语言加以表达,其社会功能在于增进交流与扶植新人。文章还指出了该批评观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及其局限。     

批评的自觉——论李健吾文学批评

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批评史上比较独特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主要是沿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感悟"等方法,同时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文论中的印象主义批评,强调批评的独立性和文学性,注重深入文学作品的内部,而非远离文本,对当时主流的社会学批评是一种大胆的挑战.他的文学批评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面貌,对多元审美的倡导起到积极的影响.他始终坚持审美批评的独立,不随波逐流,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自觉的开始,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具有借鉴意义.     

观照与转换：当代话语中的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是古典文艺学上的"此在",在今天有两种阐释,即观照和转换."观照"是以古释古,强调还原历史上显性的文论范畴或隐性的文论系统;"转换"则着重要求以古释今或释今参古,即用古代的文论,包括概念与范畴、思想与精神等来主导或辅佐今天的文学理论,目的是古为今用.从文学和文论载体、批评对象、文学批评观念、批评主体思想特质等因素来看,古代文论具有浓郁的自足性和自适性,这也是古代文论观照较易、转换较难的主要原因.     

＂灵魂探险＂中的印象之华——李健吾文学批评论

作为一个风格独异的批评家,李健吾对西方印象批评加以修正、衍生、改造,创化出既具有民族文论底蕴,又含纳了现代意识的中国式印象批评话语,呈现出"灵魂探险"的特质,并着意追求美文性,从而享誉现代文坛.     

对中国文学批评及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80年代以来,在"方法热"、"方法"观念的影响和启示下,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古今问题所引申而来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古代文论研究推向了对历史的纵深和未来的走向的思考.对方法的反思体现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学科强烈的自省意识.     

沈从文本土化文学批评刍论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古代文学批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而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他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特点出色地保存在其批评中,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批评对象,多着意于评论的开头对批评对象作整体审美把握与风格的整体勾勒,促成其批评具有整体性特征。沈从文这种整体性批评方式明显打上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烙印。     

冯镇峦的《聊斋志异》评点

《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文坛名士围绕它的评点层出不穷。在诸家评点中,以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四家之中,王评过于简略,何评流于泛泛,但评似作品导读,唯冯镇峦的评点理论特质最为鲜明。他"有意作文"的创作立场、简练含蓄的评点话语、贯穿文本与历史的宏观视角等批评方法,为人们深入发掘《聊斋志异》的文化魅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 ,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个发展过程。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文艺本质观 ,特别是考察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情感论的发展 ,能够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20世纪文学理论:中国与西方

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名目繁多,都先后输入中国,从世纪初即如此。中叶以后,文论的西潮更汹涌流入两岸三地,众多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崇洋趋新,以西方的马首是瞻。20世纪西方文论内容丰富,有助于文学析评,却也有艰深或欠通达的不足。中华学者从这些文论中有所得益,却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而贻笑大方的。至于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论虽见成果,但难免有偏差;一般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论则只作极有限的"接受",甚至完全忽视。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国多入而几乎没有出,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本文作者建议中华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重新诠释,并斟酌应用于实际批评,然后考虑向西方输出。作者认为可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一个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让雕龙成为飞龙。     

论胡风的古代文学批评

在胡风的著述中很难发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学理性的宏观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就整体而言没有进入胡风的批评视野。当然这不能否认他对少数作品的批评,尤其他对《红楼梦》《水浒传》的批评值得关注。这些批评意见有的确乎发人深省,有的则未必妥当。这些意见和看法隐含着胡风对世界文学经验的重视,既是其理论个性使然,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致。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从《世说新语》看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世说新语》所开创的文艺批评方法,彰显出来的思想性,对于先秦两汉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唐宋时代的诗话批评形态的形成。但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世说新语》的这一价值、作用与地位,学者似乎认识并不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此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