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萨之战”中的抗俄将领郎坦

“雅克萨之战”中的抗俄将领郎坦关大虹郎坦（又称郎谈），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清内大臣吴拜之子，吴拜因有功于太宗，世祖朝历任骑都尉，列名十六大臣，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卒。子郎坦袭爵，１４岁任三等侍卫，历护军参领、副都统、都统。康熙朝著名的雅克萨抗俄...     

中国空调之王——春兰

(一) 江苏泰州,这个刚刚提升为地区级市的城市,在中国版图上不过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小城市。然而,在历史上,泰州曾称为海阳,海陵,范仲淹、岳飞等历史名将都曾在泰州府任过官。《桃花扇》、《牡丹亭》、《镜花缘》的作者孔尚任、汤显祖、李汝珍以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也都曾在泰州留下踪迹。到了近、现代,又是为国人众所知晓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故乡。如今,在与梅兰芳先生祖居——梅兰芳史料陈列馆仅数百米之处的春兰集团,又是一个国内外知名的     

清代新疆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关系的现实表达

清代新疆军府制下,伊犁将军节制乌鲁木齐都统,具有实际管理权。伊犁将军奉谕旨审理乌鲁木齐都统及其辖区内案件,超越常规司法程序,达到了司法监督的效果。伊犁将军对乌鲁木齐都统任职情况以及员缺时及时上奏皇帝,保证都统之职正常运转。伊犁将军管辖乌鲁木齐都统辖下的驻防八旗和绿营,按例对驻防八旗和绿营职官出具切实考语,考察各官员任期内的表现。乌鲁木齐在内地化过程中,逐渐疏离伊犁将军的管辖,政治重要性不断加强。新疆省制建立,伊犁将军与乌鲁木齐都统的关系演变为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的关系。新疆巡抚节制全疆,伊犁将军管理伊塔地区,拥有军政权和司法权,伊塔道由伊犁将军和新疆巡抚双重管辖。     

人民海军诞生前的逸事

53年前,1949年4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正式宣告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发现人民海军诞生前的许多逸事,鲜为人知,闻之令人感念不已。     

泰州儒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分析

泰州儒学是泰州儒家思想的总体称谓,是泰州特殊的文化现象.历史上的泰州,儒学思想繁荣,儒家辈出,并在宋、明、清三个时期形成了三次儒学发展峰期.泰州儒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泰州本土的孕育.古泰州傍海、临江、近淮的自然环境,以及吴楚夹击、南北交融的文化背景和盐业、农业发达的经济,为泰州儒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泰州儒学打上了泰州的烙印,所以泰州儒学具有重立本经世、重主体精神、重百姓日用、重自主创新、重至善仁和等泰州特征.     

为辛亥革命献身的华侨志士——温生才

1911年4月8日下午4时许,广州东门外燕塘地方举行的华侨飞行家冯如的飞机表演结束了。前往观览的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回城里。在人流的后尾,只见众多的清军亲兵簇拥着一乘八抬绿呢大轿,喝道而来,好不威风。轿中坐着的就是当时的署理广州将军、清廷派驻广州的大员孚琦。 孚琦,满州正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朴孙,1869年生。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其后历任郎中、内阁学士。1902年任刑部右侍郎。1906年任广州副都统。其人昏庸无能,但靠着是摄政     

泰州市水文化研究与实践设计

水是泰州沧桑历史的见证,是泰州城市文化的最佳载体,是泰州繁荣兴旺的资源与财富,是泰州城市的灵魂,泰州水利建设必须精心打造赋于文化内涵的水利工程。水文化的研究将对泰州产生深远的影响。     

“军政建置”与《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的史料价值

珲春地区毗邻俄、朝,为中国东北边陲重镇。有清一代,原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设珲春协领衙门,雍正五年(1727年)设副协领。乾隆元年(1730年),因外事殷频,奏加副都统衔。光绪七年(1881年),置珲春副都统衙门。宣统元年(1909年)裁撤。 副都统衙门是清代驻防八旗的地方军事组织,兼管地方行政事务。《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以下简称《珲档》),起自乾隆三年(1738),迄于宜统元年(1909),卷帙浩繁,包罗宏富,是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及中俄、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近年来,随着东北亚经济开发热的兴起,研究以珲春为核心的东疆历史、经济、文化、中外关系等问题,成为现实社会之急需。 为使《珲档》在今日晖春开发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与吉林省档案馆通力合作,慎行筛选,选点《珲档》1700余件。条分缕析,分门别类,编订上、中、下三册,颜之曰《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     

论泰州学派的性质、分化和消亡

本文阐述了泰州学派的性质、分化和消亡 ,认为泰州学派是以士人为主的儒家学派 ,王艮逝世后泰州学派产生了分化 ,王襞、王栋是其继承者 ,颜山农、何心隐等是其变异者 ,这些变异者是泰州学派消亡的根本原因     

清代吉林将軍长順简評

长顺又作常顺(1893——1904),字鹤汀,亦称和亭,姓郭贝尔氏,或郭博罗氏。其父阿尔景又称阿尔锦或阿那吉善,曾官至京旗副都统。原籍布特哈莽鼎屯。关于长顺的旗籍,史书载述不一。一说为满洲正蓝旗,①一说为满洲正黄旗;②另说为满洲正白旗。③长顺两度旋任吉林将军期间,正是大清帝国由哀而亡之际。因此,追溯其人其事,则是对这一历史断限吉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黄龙府新考--《静晤室日记》读后(下)

辽代黄龙府为控制东北四大重镇之首,其府址所在,历代史志家未能统一认识。作者在通览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后,发现所记黄龙府治地址多达15处,并领悟到金氏之前后认识亦有所变化。遂广引历代史志加以考证,既匡正诸家异说,亦证明金氏最后所定"又似进于旧说",即黄龙府地址有二:"始建开原;后迁农安"。     

黄龙府新考——《静晤室日记》读后(上)

辽代黄龙府为控制东北四大重镇之首 ,其府址所在 ,历代史志家未能统一认识。作者在通览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后 ,发现所记黄龙府治地址多达十五处 ,并领悟到金氏之前后认识亦有所变化。遂广引历代史志加以考证 ,既匡正诸家异说 ,亦明证金氏最后所定“又似进于旧说” ,即黄龙府地址有二 :“始建开原 ;后迁农安”。     

《金瓶梅》地理背景新探

《金瓶梅》的地理背景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由《金瓶梅》以宋写明这一特点可以看出,《金瓶梅》原著部分所写的东平府清河县是以北宋京东西路东平府须城县为原型的。这一县城乃是路(省)级中心城市,它相当于明代山东省省会济南府历城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金瓶梅》的描写对象、文本矛盾、全书构成。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孙鲂生平及结诗社补考

孙鲂加入抚州李德诚幕府,于天福二年（937）前官至员外郎。李德诚之子李建勋于后梁乾化间在临川随侍,沈彬后梁中期回乡,李建勋、沈彬、孙鲂三人在后梁乾化四年（914）到后梁贞明六年（920）期间在抚州临川结成“诗社”。     

顺天府尹在金台书院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封建社会, 书院在文化的传播中离不开政府官员的支持, 尤其是当地最高行政官员的重视。金台书院存在了近150年,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推动了北京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传播, 在北京地区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和碑刻资料的考察, 发现在金台书院的创办、修缮、经费筹措、书院院长的选聘、生徒学业的关注, 以及为书院征集图书等方面, 顺天府尹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金台书院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

关于《金楼子》的成书时间 ,迄今尚无定论。文章就陈振孙的“湘东王时”说、王鸣盛的“元帝即位后”说和余嘉锡的“此书当作于未平侯景之前”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从萧绎撰写《金楼子》的具体情况和《金楼子》内文的年代记载以及萧绎著书宗旨等方面考辨 ,文章得出《金楼子》全书各篇写作时间先后不一 ,全书最终绝笔于承圣三年 (5 5 4 )的结论 ,从而为研究《金楼子》的思想史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提供了前提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