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山林”与“六一风神”——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种文化心理阐释

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分辨和讨论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话题既与“富贵”、“山林”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体式和风格有关,也和北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心态相联系.欧阳修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论述在宋人中较有代表性,欧阳修对二者的基本态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风格.“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人生追求和“六一风神”的独特审美内涵之间有着内在一致.这种关联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北宋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     

战国秦汉时期知识商品市场述论

战国秦汉时期,巫筮卜祝、星相日者、医者、相者、教师、鬻歌舞者等,构成了当时知识商品市场的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层面的市场相比,战国秦汉时期知识商品市场具有:上升空间大,生机勃勃;受限因素多,自主性差,依附性强;社会作用的多重性等特征.其在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科技的进步与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知识商品市场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危害既存社会的政治权力;妨碍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导致科学精神的丧失与传播封建迷信等.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秦汉官僚体系中除了禄秩系统以外,还存在着以"公卿大夫士"形式排列的"爵位"系统。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从先秦的"卿大夫士"系统发展演变而来,是决定秦汉时期官僚政治、社会格局的基准系统。西汉数次对官秩系统的改革皆因此而起,其背后则贯穿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理念的生成与演化过程。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荀子、韩非的人性论:李斯悲剧根源

古今学者多将《史记·李斯列传》中的李斯人生悲剧归之于他贪恋富贵。其实,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都有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的思想信仰会造就不同的人生选择。李斯人生悲剧的根源即存在于荀子、韩非的人性学说之中。他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论而抛弃了荀子关于化性起伪的思想,处心积虑地追求功名利禄。在君臣关系上,他背弃荀子关于做谏、争、辅、拂之臣的思想,而服膺韩非关于君臣以利相交的人性学说,在决定秦王朝命运的沙丘之谋中做了赵高的俘虏,由此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也酿成他自身的人生悲剧。     

壮丽:秦汉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

关于秦汉审美理想学界众说纷纭。相对于先秦"壮朴"、隋唐"壮浑",秦汉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或总体性质、风貌应是"壮丽"。秦汉审美理想之"壮"具体表征为"大"、"全"、"满"、"溢"及其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气势"。"丽"特别是其与"壮"相联系,则是秦汉审美理想总体上区别于先秦和隋唐的关键性内容。它得到了秦汉审美文化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的确认、感性形态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和生活形态的行为风尚的崇尚,并与"壮"不可分割,相互交融。而充沛洋溢的生命精气,粗犷昂扬的时代豪气和丰盈淋漓的宇宙元气则赋予了秦汉"壮丽"审美理想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厚底蕴。     

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阶段性分析

闻一多的文艺思想表现为两个时期共6个阶段,即初涉文坛时的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追求唯美主义时的初始阶段,高涨阶段和成熟阶段以及文艺思想转变前的渐变阶段和转变后最终的"艺术为人民"阶段.研究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阶段性表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搞清楚闻一多文艺思想经历多少阶段并非我们终极目的,而是通过闻一多这位追求真理主持正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展变化曲折前进的道路,不仅让我们看到其从"唯美艺术"到"人民艺术"的必然,而在让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真理的同时,更让我们深刻思考如何做好当今的各项工作.     

埃尔斯特"必然"与"可能"相对化分层思想解析

"必然"与"可能"是哲学和逻辑学中的重要术语.在<逻辑与社会>一书中,埃尔斯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可及关系给必然和可能概念进行了"相对化分层".在系统评述埃尔斯特对"必然"和"可能"模态所做的相对化分层思想基础上,可对其重要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埃尔斯特的研究实际上预示了当代认知逻辑研究的"动态"转向与"行动论"转向.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史发展的转型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使这个时期的史料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的矛盾问题,如经常普遍赐爵与简牍中大量编户民无爵的矛盾,王杖制与简牍中大批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杖的矛盾,土地私有为主导与简牍中国家大量赐田、假田的矛盾等.本文指出秦汉时期编户民与吏民的关系与差别,主张只有吏民才与爵位有关;依据简牍新史料主张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占支配地位,土地买卖其实不过是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本文探讨了导致秦汉编户民具有皇权思想的原因,主张这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基础.     

秦汉人身高考察

秦汉人的身高延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基本态势,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状况。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和以北地区成年男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66-168厘米,成年女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50-152厘米。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成年男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61厘米,成年女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50厘米。秦汉人的身高可能因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家境较为富裕或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一般来说其平均身高可能要高于家境较为贫寒或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在成年人的确认中,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身高意义有限。尽管秦汉社会重视人的体貌,但身高与爵位的获得以及官吏选拔之间并不存在制度上的特定联系。商周时期人群的中常身高较之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可能降低了2厘米以上,秦汉时期居民的中常身高则有所回升,这种情形可能与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获取内容的改变有关。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某些地区居民的平均身高较之汉代持续下降,这个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苏轼: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一个典型

苏轼：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一个典型杨存昌隋文慧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是和谐，即追求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表现与再现、情与理、形与神、言与意的辩证统一。如果说秦汉是这种和谐美学的奠基时期，魏晋六朝是和谐意识的自觉时期，那么由唐至宋、元则是独具民族特色的...     

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从贞元士人财富观的变化看唐宋变革

唐宋文化的差异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学界尚未对变革发生的大致时段和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唐宋变革在贞元时期比较明显.此期文人的创作透露出了诸多变革气息:1、义利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2、官商界限不再分明,新型的士商关系出现;3、写作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等.这些现象均说明在贞元时期,"士"的构成、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均与之前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与宋代有许多相似.由此推论,唐宋变革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论李白政治文化人格的内在矛盾

李白政治文化人格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身处世俗功名中的尴尬.李白一生都在追求绝对自由的理想人格,这使他异常鄙视世俗人群与腐儒.然而在于谒权贵时,李白却不得不使用各种世俗手段往来周旋,委曲求全;而且一旦他为当朝者所赏识,便呈现出安于富贵的庸俗心态.李白政治文化人格矛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政治理想、政治见识以及政治实践上的主观期许与这方面的客观表现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因此李白虽有济世之志,却由于庸常的政治才干与见识而屡屡受挫,导致他一系列政治悲剧的发生.     

儒家生死智慧

儒家认为既然人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就不如注重今世,把对永生的痴心妄想转移到对"道"不懈追求。通过对"道"的追求,提高道德境界,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安身立命的根基。并且由此产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强烈使命人生,以及在对"名"追求的"三不朽"境界产生的强大人生动力,使人类在面对无限之茫茫宇宙时,能够超越有限,超然于生死,精神勃发地存在着,表现了儒家化解生死问题的伟大智慧。     

论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

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察觉到,他和马克思过份强调了社会意识在内容上来源于社会存在,忽略了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并告诫后人"今后注意这一点"。然而,这一"过错",在百年后又得以重演,社会意识形式被意识形态化了;社会科学亦被意识形态化了。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意识形式是对人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利于社会意识形式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孔颜之乐”与“诗化生存”理想的建构

孔、颜行仁、践仁源于内心生命情感的需要和践履德性的执著追求,故"孔颜之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一种超越了外在利害关系如富贵、权势、物欲束缚后所产生的物我两忘的自由体验和精神愉悦.这种愉悦感虽不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但它却是最富美学品味和美学内涵的,因为它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揭示出了孔、颜对人生的诗性领悟和对诗化生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诗化生存方式在重塑当代人的生存理想、完善当代人的人格修养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值得当代人重视.     

调和偕适:白居易诗歌的儒禅观

佛教东传,与传统儒学交织碰撞,始终处于矛盾与调和之中.至中唐时期,士人群体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儒禅思想矛盾对立的倾向.白居易作为崇佛文人的典型,礼敬佛教诸宗,却同时执着于儒家的济世怀抱,致力讽喻,对佛教有违王化处激烈批判;追求禅境的超脱拔俗,又尽享世俗之乐,重生惧死,充满人生焦虑:遭遇贬谪,流露出厌倦官场的避世之志,亦不加掩饰地表达对官阶及富贵的倾心,明确提出仕隐两全的"中隐"概念.自居易诗歌的仕隐矛盾正是中唐吏隐互融、佛隐交涉现象的文化体现.其"中隐"观暗合了大乘佛法的超越精神,圆融巧妙地迎合了渴望功名又不甚得志之士大夫的自尊与怀抱.面对人生焦虑、生死困惑,儒禅二道在"知命"观念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学儒问禅均系白氏解惑"在欲行禅"矛盾表现的方式.白居易儒禅相契,以实用主义态度调和儒禅矛盾,适应了社会和自我需求,呼应了中唐农禅(洪州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与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