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三立诗

论陈三立诗□胡守仁陈三立诗宗江西诗派开山祖黄山谷。陈三立与郑孝胥并时而出，为清代诗坛两巨子，号同光体。三立服膺山谷，得其法乳，当时以宗匠目之。陈三立的诗渊源于山谷而不局限于山谷，即所谓学山谷而不为，学是手段，不为是目的。他论诗即持此义。他说：“吾摹乎...     

山谷诗词的谐趣品论

山谷诗词的谐趣品论吴晟严沧浪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①所谓变唐人之风，即宋诗风范主要体现者——东坡、山谷诗，变唐诗以韵胜为以意胜者也。个人认为，宋诗之“意”主要体现为“趣”：...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唐代音乐诗综论

唐代诗人对音乐艺术的关注与参与，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即是创作了大量的歌咏音乐的诗篇。音乐诗是唐诗的一个分类，它所显现的多种文化内涵与审美属性是其它类别诗不可替代的。通过对唐代音乐诗的创作实践与文化蕴含的观照，可以获得音乐诗在文学史、文化史演进过程中的独特文化价值，及其值得后人思考的若干文化启示     

论中外诗歌对杜运燮的影响

四十年代，作为九时诗派的杜运燮出版了《诗四十首》，受到广泛好评，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诗评家唐提敏锐地觉察到：“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袁可嘉则进一步认为，杜诗“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杜诗的“现代派’顺向较为突出，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及同辈诗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本文拟就杜运类所受中外诗歌影响及所表现出的特征作出系统的分析、探讨。（一）杜运受不规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他喜爱唐诗，自觉地吸取以唐诗为代表…     

《诗人主客图》与唐人诗歌流派观念的形成

<诗人主客图>以"法度一则"为标准,首次明确地从风格和传承的角度对众多中晚唐诗人进行了派别上的区分,具有区分风格流派、辨析渊源传承、品第诗人高下的意图,确立了唐诗流派理论之雏型.<诗人主客图>的产生标志着唐人风格流派意识的形成,同时也成为后世诗歌流派学说之滥觞.后世学者对<诗人主客图>在诗歌流派理论方面的首创之功多予以肯定,但对其取舍划分的标准多有批评,究其批评的实质,乃为历史的真实与后世文学史的总结、唐人对唐诗的认识与后人对唐诗的认识、<诗人主客图>作者张为与后代评论家对唐诗理解之间的差别.<诗人主客图>不仅是令人确认元白、姚贾等诗歌流派之风格及阵容的首要依据,而且对研究中晚唐诗歌流派之特征、传承及分布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观

古人以“观”具有观政、观德和鉴戒之义。春秋时所重是诗之观政和观志,汉代采诗以观,六朝诗与观无涉,直到唐代,才恢复并发扬了诗可以观的传统,且赋以新义。唐诗之可观,与进士文化有很大关系。诗人有从政机会,也使诗歌回到了现实,发展了观政功能,观志之义也得到了发扬。进士文化还使诗歌突破政教性阐释,使观具有了新涵义:恢复了观谛视、细看的原义,以其能观而能写,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发展了观的游览之义,扩大了唐诗的游赏性题材;造就了诗人观察民情风俗的直接性、真切感。     

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 ,虽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并与乐府诗一样可称为音乐文学 ,但其与乐府诗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平仄声律 ,是词体最本质的形式特征和艺术表象。它的存在 ,决定了词既不起源于民间 ,又不起源于六朝文人乐府 ,而只能起源于对平仄声律运用自如的中唐诗客。现存《全唐诗》中的全部“初盛唐词” ,均为乐歌与声诗 ,而不能称之为“词”。形成于大历时期的“湖州词派”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学流派 ,对促进中晚唐以及五代文人词的兴盛影响巨大。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说——兼论沈德潜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清代沈德潜以风格作为编选诗集的准的之一,对诗人作品的分别去取和品评裁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文章将零星散布于《唐诗别裁集》中的序言、凡例、点评等评论性文字进行细致梳理,综合《唐诗别裁集》前、后两个版本关于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选评情况,并与《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和《古今诗删》等唐诗选本相比对,从而推演出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轨迹,并深入探讨沈氏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再论严羽妙悟说

一、掌握妙悟说诗道的过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第一节即论掌握妙悟诗的艺术特质的过程,实际是讲诗的艺术鉴赏也在于妙悟.他认为诗的艺术特质、诗的创作方法不像哲学命题可以以逻辑思维来解决,是要靠学诗人的直觉思维去观照好诗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并且要靠自觉.这就是悟入.好诗指李杜、盛唐诗,上溯汉魏古诗以至《楚词》,以熟读深思悟入为方法取得真识.文学发展到《楚词》,言情备至,声色大开,思想意义又高,虽还不是诗,而是开辟了     

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探论

金、元诗人在向其前辈诗人学习时，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主要为唐代诗人，因此之故，宗唐便成为了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金代诗人的宗唐，初、中、晚三期各具特点，并使得“以唐人为旨归”成为一时之风气。生活于金、元易代之际的遗民类诗人，无论是元好问等大家抑或当时的一批“后进作诗者”，其在对蒙元新政权的认识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向唐人唐诗的学习方面则是甚为一致的。元代诗人的宗唐形式，主要表现在“为唐代诗人撰写传记”、“编刻各种各类的唐诗选本”、“在诗话中总结唐人的创作经验”等方面。而注重诗法、讲求风格，则是元代诗人选择唐代诗人为师学对像的两个具体标准。     

论《国朝山左诗钞》的唐诗学本位观

卢见曾编纂的《国朝山左诗钞》有意识地将是否符合唐诗学传统作为编选标准来选录和定位清前期山左诗人和诗派,梳理出了清前期山左诗坛宗法盛唐,尤主王维、孟浩然,且不排斥中晚唐,甚至兼纳部分宋调的隐约而开阔的唐诗学发展脉络,并以之观照清前期山左诗坛的诗学风尚,呈现出鲜明的唐诗学本位倾向。     

文艺评论的哲学意蕴——以《二十四诗品》“雄浑品”为例

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思”与“诗”结合的典范。本文择取《雄浑》一品，从其哲学思想渊源及其发用，探析其蕴含的体用哲学思想，从而窥探中国传统哲学对诗歌艺术创作的深远影响。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唐诗史观

《四库全书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唐一代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唐诗史。它善于从诗歌史的角度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强调诗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唐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诗歌史的角度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唐诗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古典形态唐诗学的总结,对现代唐诗学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初唐诗杂考（二十二）

初唐诗杂考（二十二）杨墨秋《巫山高》作者辨沈佳期《巫山高》诗云：“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唐诗纪事》卷十一注：“此诗范摅以为佳期之作，而顾陶以为张循。”注之前一句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后一句据唐顾陶《唐诗类选》。两说各有所据，关键是所据是否可靠...     

浩瀚幽邃的画卷 深沉婉转的情思－－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赏析

《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最优秀的诗篇之一，诗人把游子思妇的离愁放在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下，以良辰美景衬托离愁之苦，又以江月与人生对比，表现人在永恒自然面前的深沉思索，伤感而不颓废，具有深沉婉转的情思与浩瀚幽邃的境界，是“以孤篇压倒全唐”的好诗。本文通过分段欣赏的方式，展示了作品如画的诗境，渲染了诗作优美动人的情思总结出做平的艺术特点与写作技巧。     

杜甫诗中的自我表现

从唐诗的发展沿袭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境遇,分析了杜甫自传体诗、赠答诗、咏物诗在描写、题材及意象等方面强烈的自我表现特色,指出其作为正直知识分子,体贴物理情态,进行深刻理性思考及具有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作品表现出丰富的内蕴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并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途径。     

高阳说诗: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

《高阳说诗》是高阳的诗学代表作，曾获学术界很高评价。高阳说诗师法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这是传统诗歌考据学在现代的新发展。本文试图揭示高阳说诗与陈寅恪说诗的渊源关系，并试图通过两者之间貌同实异奇特关系的比较剖析，来探论诗歌考据学应有的学术方法、学术规范、学术性格及其现代型态。高阳私淑陈寅恪的直接证据，共有四条：（一）虽然，高阳写旧体诗的老师是“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学藩）先生，在《高阳说诗》（增订本）序中，也说过“我在诗上的一点浅薄功夫，无论是‘作’还是‘话’，都颇得周弃子先生的教益。”…     

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

理解和领悟自身的文明处境,并在诗歌中对这一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由于华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处境,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由此导致多数诗人无论与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造成当代诗人以痛苦、孤独、焦虑以至仇恨等消极情绪为写作动力的原因,也是其主体分裂、主题和形式趋于破碎的内在原因。而吉狄马加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以主体的完整、主题和形式的和谐为特征的相反例证。吉狄马加所置身的彝族文化圈,一方面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人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保持了有机的联系。他的诗从这一文化状态出发,在当代诗歌中呈现了独特的面目: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诗人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切、倾听和领悟为起点,走向了对他者的理解,走向了对其他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幸福、理解、爱、和谐,这些伟大艺术的基本主题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无不得到有力回应。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为当代诗歌的重新出发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