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心雕龙·神思》之修辞认知观--兼谈《物色》与《神思》在认知观上的统一

<神思>与<物色>在认知观上是统一的.刘勰提出了以"学"、"理"、"阅"、"致"、"宝"、"才"、"照"、"辞"为要素的修辞心理结构观.刘勰重视感知、想象等在修辞认知过程中的存在、特征、功能,注重对修辞认知个性特征的探讨,总结出了诸如"博而能一"之类的修辞认知方式.<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博大精深,其修辞认知观是可信的、难能可贵的.     

从<原道>看刘勰的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为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乃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的起源、本质、作用、发展以及特征等,建构起科学而完整的文学观。     

《文心雕龙》的修辞观

《文心雕龙》并没有专门论述修辞,由于文学和修辞的特殊关系,在对文学创作作出指导时,兼及谈到修辞。从修辞理论和方法角度,全面阐述刘勰的修辞观,从而窥视到在修辞学专著《文则》出现之前,修辞的理论与方法兼备论及的事实。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齐梁乐府下萧统和刘勰的乐府观

南朝乐府诗的创作可谓达到一个鼎盛状态,《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文选集和理论著作.《文选》在"诗"大类下又设"乐府"类,书中对乐府诗的选录反映了萧统本人的文学好尚;《文心雕龙·乐府》是在乐府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论,其关于乐府诗演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着刘勰个人的乐府观念.结合萧统和刘勰的经历及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乐府制度与文学风尚,可以窥探两人的乐府观.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从礼乐文化视角对刘勰乐府理论的审视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乐教"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文心雕龙》中有明显的体现,这集中反映在《乐府》一文之中。在《乐府》中,刘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音乐观,表现出对雅乐的推崇与对俗乐的排斥。我们对刘勰音乐观的理解必须置于"礼乐文化"的背景之下,如此方能理解其乐府理论的内涵。通过对此篇的分析,我们发现刘勰所推崇的音乐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礼仪用乐土壤,强调音乐所具有的政教功能,是对先秦音乐政教功能的继承。     

陈骙《文则》的现代修辞观

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谈及文法修辞的专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从陈骏创作实践中运用多种积极辞格阐述相关的修辞理论,以评价他的积极修辞观;《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认知视阈下《哈姆雷特》的修辞识解

修辞既是独特的语言现象,也是人类认知思维加工的结果.以认知为视角,系统归纳分析《哈姆雷特》的修辞运用.研究发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大量运用隐喻、双关、排比等修辞,并通过这种“银盘”般的修辞和“金桔”般的用语营造出一种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氛围.识解这些修辞不仅能深入了解莎剧的语言艺术及思想内涵,对于探寻莎翁在修辞建构中的认知思维更有重要意义.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重新审视沈从文的“生命观”

"生命"是沈从文创作与思想的核心范畴。他所说的"生命"一方面是指主体在"浑然一体"状态中感受到的"透明烛照"、空灵自由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又指主体在这种状态获得的对于宇宙、人生意义的觉悟,最后还指主体追求"爱"、"美"、"神"等高级精神需要的超越性本能,即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本性。根据"乡下人"本性的实现程度,"生命"区分为完全生命形式和不完全生命形式两种。沈从文认为,不完全的生命形式是滋生社会黑暗腐败的心理基础,只有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生命形式重新激发生命对"超越"的追求,社会政治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沈从文的"生命观"是一种建立新道德、新价值的尝试。他欲建立起一套顺应人的健康本性的,而非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演绎出来的新的价值体系。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桃源”里的人生--论沈从文的小说观与创作

<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审美理想,但由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复杂,是一种动态结构,从而导致生命形式进入一种难以定向、无从把握的向度.沈从文小说对人性描写的深度也由此得到证明.     

《文心雕龙·神思》创作要义新绎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一篇专论艺术构思与想象的著名论文。其“神与物游”说,实即形象地阐明了“心物交融”的过程,开启了形象思维理论的先声;而形象思维的结晶便是“意象”,即“人心营造之象”,作者要像“窥意象而运斤”的“独照之匠”那样,迅摄意象,运笔于纸。而意象的酝酿与定型,其必不可少的前提又“贵在虚静”。“虚静”是对创作之前的作者必须保持境静与心静的双重要求。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沈从文文艺观中的反现代性倾向

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是现代人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表现美和爱的理想的执著 ,对以乡土和民族为核心的传统的回归 ,对和谐美的标准的坚守 ,是其反现代性的主要表现。     

论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作品细读方法解读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表明,沈从文此时在审美探索上表现出的是抽象玄思与抒情风格互相融合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抒情”,指出。抽象的抒情”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转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