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和谐社会中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

组织运动的动力之源是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这种非均衡博弈关系反映了公共组织中组织单元(智能元)既是一种彼此相关依赖、相关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存在着彼此之间在资源、地位、影响力、权力和权威等方面的一种不均衡和非对称的竞争关系;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会产生一种组织化,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利益格局的均衡是由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通过非均衡博弈实现均衡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浅谈利益均衡诉求下公共政策的构建方向——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思考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利益调整的政治和技术过程。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政府是社会不同群体或阶层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公共政策的优劣是评估政府的绩效和能力的重要标准,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群对政府的支持度。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农村贫穷问题是主要矛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使利益均衡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我国要防止贫富差距加大、减少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建立利益均衡的公共政策机制。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政策执行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实施的关键。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对策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环境。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博弈分析——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

公共政策执行难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地方政府逐利行为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是形成政策执行难问题的主要根源.本文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尝试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机理作一分析,并就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出制度创新建议.     

社会和谐的政策正义路径：一个公共政策外部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分析概念,是指某一政策主体在取得其政策输出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外部影响,或者一些群体所承担的由外部施加的政策影响。公共政策外部性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外部性与社会的公正具有紧密的关联,这就为研究我国的社会和谐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视角要求对公正政策的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以政策正义促进社会正义,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政策非中性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矫正收入分配中的市场失灵。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整体制度缺失，虽然是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主导因素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小农经济。但在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开展的今天，政府公共政策的非中性却成为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从健全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和公共政策的动态平衡性等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     

地方政府农村资源环境管控的困境与出路

近几年农村因自然资源开采所形成的资源环境问题而引发的集体性的上访冲突、抗争频发,这与地方政府行政管控和利益管控不当有关。地方政府依法履职却转而成为冲突指向的新目标,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控的角色杂糅、“寡头式”管控 、“财力困境”、惯性管理思维与能力困境、政出多门等因素影响。化解管控困境的有效之策,应该基于资源环境的公共性及管控中民众的参与性,其核心是突破冲突管理的政府单一性思维,形成冲突的多元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权力管控的多主体参与、资源环境利益共享及政府职能界定等治理转向。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建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失范行为的新理念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出现有多种原因,更多反映了地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及地方政府权力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研究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失范行为,增强各级政府对群体失范行为的敏感性,发挥地方政府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纠正功能,可以为妥善解决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一种新的治理思路。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将“以人为中心”的柔性治理和“以制度为中心”的刚性治理相结合,建构起一套刚柔并济、行之有效的治理群体失范行为的机制。     

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供需错配”及政策可及性问题

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医养结合概念和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的系列支持医养结合发展政策进行分析,论证医养结合供需非均衡性发生的逻辑及影响,研究完善新型健康养老服务模式的新路径。研究认为,在政策演进和落地过程中,农村医养结合出现了“供需错配”问题,体现为医养结合政策制度与现实需求、医养结合养老供给主体与实施细则、地方政府行为与居民需求间的差距问题,农村医养结合呈现多元供给多元失灵的非均衡性悖论;通过多元供给模式对“供需错配”矛盾进行调处,搭建农村医养结合的“均衡性治理”体系,利用元治理理论加强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利用内部的制度化均衡逐步转变农村养老观念,有助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困境及反思——基于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围绕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倒逼、国家政策试点的引导及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推动,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动力。政府体制资源的整合、创新的结构性扩展、创新的扩散及再生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运作机制。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弱化,导致公共服务下乡背景下社会需求脱耦的内在困境。为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探索"互嵌式治理"的创新路径。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农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职能、职责,既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责任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历史视角梳理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演进历程之后,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主要角色定位,并提出中国政府在农村环境管理发挥作用的未来导向：政府应继续充当“掌舵人”角色,进行权力“松绑”;还权于市场,放活农村环境市场“无形之手”;还权于社会,尤其强化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自治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