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社会和谐的政策正义路径：一个公共政策外部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分析概念,是指某一政策主体在取得其政策输出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外部影响,或者一些群体所承担的由外部施加的政策影响。公共政策外部性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外部性与社会的公正具有紧密的关联,这就为研究我国的社会和谐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视角要求对公正政策的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以政策正义促进社会正义,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分析——以陕西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执行状况为例

以陕西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执行状况为研究对象，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是对公共资源的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是利益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平衡过程。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依据本集团所拥有资源的不同和动用资源能力的强弱而获得实际权力，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设置不同的障碍，而要解决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首先必须把公共政策的执行纳入一个系统的运行框架之内；其次是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给各相关集团一定程度的动力支持，以保证公共政策的版利执行。     

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考评研究述评

政策的根本在于执行。政策在执行阶段能否有效地实施,对一项公共政策来说至关重要。基于此,通过对国内外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考评的总结和比较,分析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研究展望,以期为选择适合我国基层政府实际情况的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考评方式提供决策支持。     

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规避中的影响分析

政策规避是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常见现象,导致公共政策规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在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本文从政策执行主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公共政策规避中的影响作用,探寻解决公共政策规避现象的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社区自治探究

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社区范围内公共政策执行工作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自治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化进程,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功能,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等。公共政策执行中实行社区自治还存在制度、文化、关系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社区自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抓好制度建设、理顺各种关系、开展政策社会化工作和优化配置政策执行资源,以促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调控与助推：政策变迁中的利益兼顾及其路径选择——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在公共政策变迁中,规制活动因涉及复杂利害关系而面临执行难的挑战,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及其规制活动是观察这一现象的典型视角。从实践中移交规制的具体范围与形式可以分析出其为一种产生征收法律效果的行为,涉及相对人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及衍生性利益,产生了复杂的利害关系,并且这些利益形成于政策变迁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移交具有正当性,但合理性因素与普惠性政策之间的冲突给规制活动带来挑战。助推型规制基于对利害关系的有效调控,既充分考量各利害关系方的利益诉求,又通过增加选择空间的方式促使规制对象合作,有助于应对挑战,实现政策预设的目标。     

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在“有效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却暴露出诸多弊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吸收基层执行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提高执行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丰富执行方式和完善执行监督体制等途径,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政策决策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研究

中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社会性冲突风险,而政策决策和行为成为冲突风险的主要来源.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和困难,一旦出现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就会出现风险.显然,识别政策决策过程的风险至关重要.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识别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阐释利益群体引发风险的行动逻辑,将有助于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围绕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决策属性、决策资源、执行制度进行风险识别,不断提高决策质量.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新思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政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同,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就会有所区别,因而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政策执行研究。首先,新时代我们面临新的社会矛盾,中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质量。这就要求强调党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全面领导,注重民生,关注最基层的执行者,密切监测执行行动与教育政策追求公平与质量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重新理解教育政策执行的含义,探讨执行者对政策的重构。这就需要研究基层执行者的政策再解读,关注执行者对政策认知和理解程度的层次现象,分析不同群体的利益立场,重视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再次,深谙教育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路径存在多样性可能,既有正向或者负向的直线路径和曲线路径,还有螺旋式上升路径。因而要关注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演进,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举措和执行环境。     

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披露

公共政策影响到各方面群体的利益,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来影响公共政策。他们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与政策的相关部门形成某种利益纽带。健全的公共决策机制需要同时激励信息披露和控制政策偏向,而合理的信息渠道安排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信息渠道的安排影响到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的效率。另外当信息联系的各方出现目标冲突时,会产生信息沟通的损失,一些常见的机制,比如授权、协调中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损失的困境。     

利益博弈视角下小产权房治理的反思

小产权房治理中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并由此导致了政策压力持续增加与小产权房快速扩张的悖论。考虑到动态治理成本,地方政府的实际偏好序列既不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难以符合政策预期,反而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小产权房的利益分配。而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遵守不会成为理性策略,他们只会在合作与冲突之间进行选择。小产权房治理中政策执行亏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仿效促进小产权房的合法化。     

政策变迁中公益牺牲与社会义务之调适——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变迁中由于涉及对私主体财产权的拘束而执行困难,并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情形,在实践中屡有发生。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就集中反映了此类问题。由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原所有者财产权之取得具有长期的政策背景,而产权移交又涉及其权利减损,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困难。究其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特别牺牲,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前者的不可期待性与后者的可期待性之间界限模糊。调控与助推理念的适用有助于调适二者的关系,促使利益调控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之一,进而建构以比例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溯及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调适标准,使公共利益维护和私人利益保障之间尽可能平衡,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政策分析简

尽管国务院先后对法定节假日政策作出三次调整，并取得一定成就，但该政策在制定及执行效果方面仍有不足之处。本文从公共政策的视角，通过对目前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从利益表达渠道的拓展、政策评估体系的构建以及政策内容的优化三个方面促进法定节假日政策的完善。     

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研究述评

政策宣传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首要环节。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执行等方面;国内对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的研究大多是借鉴和引用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实践和创新等方面还有待加强;且国内外,对某一项具体社会政策宣传的研究都不多见,这也是今后政策宣传研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