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朝廷和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

经安史之乱打击,唐后期国力转衰,朝廷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心理由之前的"爱之如一"转为较严格的不信任;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有排斥,也有认同,这种认同是随着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是"夷夏之辨"的明晰化。将这一明晰化的过程放在具体情境和大的视域下,去观察实际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唐后期夷夏观的变化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颇有帮助。     

坚忍 期盼 反抗——由中唐悯农诗歌看当时农民的心理状态

唐安史之乱前,文人写作的悯农诗歌尚属寥寥。安史之乱后的整个中唐时代,悯农诗数量突然大增,这些诗歌不仅仔细描摹了中唐农民生活的状态,而且对中唐农民的心理状态也作了清晰的刻画。基于对中唐悯农诗文本的分析,揭示出中唐农民从坚忍到期盼直至反抗的整个心理流程,以弥补正史之不足,并展现出中唐下层人民沉重的心灵世界。     

从新刊唐代《李仲昌墓志铭》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

陈寅恪在分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政治社会史时,提出过一个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李仲昌墓志铭》与《郑氏合祔墓志铭》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安史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认识。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的范围十分广泛。中晚唐河朔藩镇的内外斗争,使得他们北走河朔之后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只是一个个案,李仲昌的仕历、婚姻以及死因之谜展现的正是唐中期以来处于变动中的河朔地方社会的一个侧面。     

唐后期政治博弈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地方势力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博弈,对唐帝国的族群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肃宗以降,朝廷围绕文化而设计的博弈战略冲击了唐前期"夷夏一家"的族群认同理念,进一步造成"夷夏之防"意识的强化,并促使族群认同产生质变。"会昌灭佛"实际上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它标志着唐代夷夏一家族群理念的结束。唐后期政治博弈对帝国族群认同的影响既深且远,由此产生的夷夏之防意识也不时困扰中国士人,直到近百年来才逐渐缓解。     

论中唐士人的心理建构

本文从价值观与人生态度两个方面讨论中唐士人的心理建构,认为中唐政治的巨变与动荡导致士人价值观的失落,而佛教禅宗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直接促成了中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     

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探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有的出兵助唐平乱,有的为唐军供给军粮,有的继续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对唐中央纳贡、朝拜,当然也有的乘机出兵侵扰唐朝边境。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在唐王朝发生内乱时仍然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太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的声威,在安史之乱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第二,唐对少数民族的册封,使其成了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唐发生内乱时,这些少数民族把出兵助唐平乱视为自己的义务;第三,唐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羁縻、保护及优抚政策的结果;第四,唐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结果。唐王朝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迅速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方面是一致的,并共同作出了贡献。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导致了北方经济的破环,影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安史之乱"与唐后期的藩镇林立、宦官为祸、边关告急的局面有着深刻的渊源.     

李白作品大量散佚原因新探

李白作品的大量散佚,自唐李阳冰始,至清人王琦及今人詹锳先生一直认为,原因在于安史之乱.其实,这是一种延续了千年的误说.大量本证和旁证材料证明,李白作品大量散佚的真正原因在于李白本人对手稿的疏于保存,及魏颢所编<李翰林集>在中唐以后的散失,而这两者与安史之乱均无关系.     

论唐朝由盛而衰的主要根源——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柳宗元著《封建论》 韩昌黎念复古经

公元七五五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地方军阀头子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历史上叫作“安史之乱”。唐王朝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派出重兵,大动干戈,费了八年的时间。“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是,唐王朝由此衰落下来,统治阶级更加腐败不堪,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危机四伏,唐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经过八年的战乱,唐朝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当时,整个北方,包括现在的河北、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     

安史之乱中的南阳保卫战

<正>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的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中原一带的经济破坏尤为惨重。此后,庄园经济逐渐取代了均田制,中央集权政治也一落千丈,方镇割剧更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发生后的抗叛斗争,特别是睢阳保卫战和南阳保卫战,两地军民坚持了一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用生命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阻止了叛军向江南的进攻,使江汉人民免遭了一场浩劫,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历史考察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被平定下去了。在平乱中,唐朝将士的活动和人民的作用,已有人作了专题研究。但是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活动和作用,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为了更好地了解唐与小数民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助唐平乱的历史进行一些考察,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唐宋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中唐至两宋时期,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弱,士人的文化心理表现出了明显的柔弱化倾向。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唐宋词的崇尚婉约,而且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心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婉约词的“雅化”进程。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藩镇,是唐代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唐后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到它,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藩镇和藩镇割据并不是同意语。自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八十九个,参与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约占这时期藩镇总数的12%强,但多被消灭。真正长期以半独立状态而存的只有河朔三镇,占总数的3.3%, 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导致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但唐王朝仍然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央政权有急骤的衰弱,也有逐渐的复兴,如果以割据叛乱概括藩镇是无法说明上述事实的。我们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     

简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的十一月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被唐王朝豢养起来并受到唐玄宗无比宠信,兼领平卢、范阳 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一个突厥族和波斯族的混血儿)叛变了唐王朝。这场叛乱前后延续了近八年之久,直到唐肃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的正月才算平息。八年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一场极大的灾难。战争结束时,全国人口比天宝十三年减少了将近十分之七。李白诗沉痛地描述“安史之乱”造成的惨状说:“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过“安史之乱”,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唐帝国,从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一下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

唐传奇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特艺术特征和丰富文化内涵的男性形象。通过对士人形象、浪子形象、侠客形象、官吏形象、商人形象、帝王形象等男性形象的归纳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唐传奇在古代人物形象塑造历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