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随机蒙代尔-弗莱明开放经济模型作为理论支撑,通过构建包含产出和价格水平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因素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驱动中国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影响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影响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为需求冲击,影响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为名义冲击.因此,政府应针对不同的经济变量采取不同的宏观调控措施.     

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讨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倒“U”形特征,省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激励地方政府扩大科技投入规模,而迈过倒“U”形曲线拐点,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消失,转为负向抑制。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而上一年度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不显著。采用财政自给率指标替换财政分权变量进行二次回归,显示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可为重新划分央地政府科技投入责任,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科技投入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基本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例

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是影响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距的显著因素;财政支出的偏好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说明地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决定着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     

供给、需求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赵留彦在《财贸经济》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技术识别和估计外部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国内吸收冲击和货币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数据结果与预期符号总体一致。国内需求冲击短期中对产出增长率有正向影响,不过其效应是暂时的,对产出水平没有长期影响;而且即使是在短期中,需求冲击对产出的效应也不占主导地位,产出的变动主要由供给方决定。国内产出变动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新疆县级财政困难度实证分析

新疆县级财政的主要困难在于：财政收入显著低于支出,90％上县市财政赤字,且呈不断恶化趋势,财政缺口主要依靠上级政府补贴。要改善这种局面,必须努力发展县域经济,确保财政收入逐步增长;建立完善的财政分配体制,稳定财政收入来源;完善县级财政管理体制,切实减轻县级财政支出负担。     

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及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后,基于199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产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段,负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指标的考核权重。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发展:1978-2006——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第一产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后的第十年，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正向影响达到最大，但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较小。第一产业增加值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第十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大。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房地产价格促进地方财政增收的实证研究

基于国家统计局2000~2019年的年度数据，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费用和CPI等几个层面来探讨商品房房价波动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我们发现，房价对地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一定范围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能够有效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实现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价格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面板数据分析

该文使用中国70个大中城市1999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了房地产价格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的联系,并利用模型的稳健性验证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房地产价格可能受到财政收入影响的内生性问题时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1%会带来大约10%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波动;使用政策的虚拟变量和房地产价格的交互项,发现这种关系是由于房地产行业于1999年取消福利分房制度而造成的。     

财政扩张机制下的消费约束研究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能有效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需求,提升消费需求水平必须改变我国的现有财政政策,从控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到改变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为有效提升消费水平提供支撑。     

俄罗斯制度转型中财政分权问题研究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配置职能,中央政府执行稳定经济和分配职能。这一理论对于转型经济体的适用性是值得商榷的。从俄罗斯制度转型、财政调整、财政分权三者互动的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在宏观稳定和分配方面职能加强。地方政府收入支出不匹配,财政赤字增加,既为地方政府非法获取财政收入创造了激励,又恶化了财政状况,扭曲公共品及服务的配置效率,造成区域间财政不平衡和福利差异,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阻碍了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是审视财政分权管理,建立清晰、透明的预算联邦体系,这依赖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质量和政府效率的提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负担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流入地政府需要增加额外的财政支出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必然会对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造成一定影响,由此带来较大的财政成本,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但随着相关配套制度及设施的逐步完善,市民化的积极意义会日益凸显,对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逐渐减轻,最终有利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流入地政府应以积极包容的态度做好相关财政准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地方为主”的格局。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特殊挤出效应

运用宏观经济学关于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理论,分别从需求现象和供给现象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是否存在挤出,认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并非理论意义上挤出效应所致,而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与我国转轨时期的特定宏观环境有关。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研究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占GDP4％比重目标,这与国家多年来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密切相关,也表明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经济增长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固定资本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长期正向响应,而对固定资本的扰动是短期的响应;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贡献率持续增大.固定资本投资存在着短期的较好贡献,但长期影响小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