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有关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的话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争论非常激烈 ,这也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中外文学发展史和当代文学理论的角度来思考以上诸种观念及其关系 ,把经典、理论与文学史写作这三者联系起来并从历史和逻辑的层面来加以思考。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题 :“经典”的释义、“经典”的形成、西方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学里的“经典”问题、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更新。随着各种各样新理论的不断出现 ,传统的文学经典将会重新命名 ,文学史写作也将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当代女性文学热点透视

当代女性文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坚实的文化存在 ,但同时也是一个虽然美丽却又斑驳繁复的文化探险领域。在一个强大的父权审美机制下进行写作的文学女性 ,保持着自身独异的精神气质和哲理思辩意识 ,以女性敏感而幽闭的心灵在“沉默”中顽强叩击“世界”与“历史”的真相 ,以“清丽而越轨”的笔致书写出属于“女性”独有的身后那段被男权文化驱逐压抑着的历史处境和现实的生存困境。穿越女性文学异彩纷呈的外部表象诸如“私人化写作”、“审丑意识”、“文化建构”、“姐妹情谊”、“母女关系”等等 ,思索考察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存在的女性书写行为将会发掘出一个具有新的知识增长点的学术领域。     

刘亚舟的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

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使刘亚舟开始跻身于当代小说作家的行列。紧接着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余篇,出版了长篇小说《幸运儿》和《冻土》等,然而,作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土著”,他说:“我来自农民的庄稼院。”我创作的源泉和文学的“根”,在生我养我的“北大荒”家乡土地上。     

文学,需要休息——文学太忙

如果你经常逛书店,便会不得不感叹如今的文学市场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各类作者忙着出书。我在想,文学的“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手中拿着一本时下流行的网络小说,翻了几页,又放了回去。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现在的文学急功近利,这种“忙”影响了文学的质量。乍眼看去,校园     

志贺直哉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构建

志贺直哉作为一个重视精神卫生的作家，其“主我理念”贯穿于整个志贺文学。在其文学创作初期，是其“主我理念”构建的萌芽阶段。在志贺初期文学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导致了文学形象的“性苦闷”，推动了“主我理念”的构建，也是其后期发展的导引头。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文学之星 杨胤——雾

对于文学的喜爱，是在不经意间积累起来的。 在喜欢上写作之前，我一直很热爱阅读。曾经最多的一个星期，我读完了五本名著。现在，我最喜欢读的是三毛、余秋雨和刘墉的散文，李清照的词。我认为，阅读对写作的影响很大。有时候，读得多了，就按捺不住想动笔写点什么。又或许，那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只有在下笔的瞬间，只有笔尖或者纸才能感觉得到。     

改革:文学的“大趋势”

历史进入新时期,文学象安泰和大地一样更加显示了它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创作也明显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潮性:从控诉“四人帮”的“伤痕文学”,到回顾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文学”,到反映当前社会变革的“改革文学”。这是题材的扩大,是主题的深化,也是文学的升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大趋势”。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场变革的历史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要比推翻反动的政治统治更复杂、更艰巨,因而也更伟大。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曾经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以为这并不是诗人的抒情,而是一个历史的     

“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

"旅途状态"对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具有较直接的催化作用.通过对"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相联系的内在动因分析,从中可以探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丰富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分析的手段.     

斯诺婚姻与海伦·斯诺的文学创作

爱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的结合,为爱德加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创造了条件,也极大地激发了海伦的文学创作欲望;他们的分离又使海伦·斯诺全身心地投入到报告文学创作中,使她用毕生精力写出几十本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报告文学,爱德加与海伦的文学创作既有相似之处,又风格各异。     

是创造还是叛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模糊。从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入手,尝试厘定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应在翻译这样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全面的分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当前大众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市场化语境下,大众文化成为文化主流,"读者意识"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导向,市场化下的文学创作朝着通俗化、日常化、多样化、个人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文学还有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重要使命,面对压力和挑战,文学应该作出正确的选择.     

文学创作活动中主客体之审美内蕴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对世界艺术把握的一种方式,不是以审美为最终目的,创作主体总是通过对客体的审美判断和整体性的情感性评价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从而充分体现出文学创造的特殊性。     

吴中"情"结--试论徐祯卿的诗歌创作及其诗歌理论

作为明中叶才情横溢的诗人,徐祯卿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了不懈的追索。本文首先从地域性、时代性、个体性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徐祯卿诗歌创作中“情深”的基本特征;继而对徐祯卿诗歌理论,尤其是其吴中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谈艺录》进行深入解析,从而得出诗人试图构架以“情”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的结论;最后总结出诗人在文学创作领域内对于以“情”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新境界的理想追求,实际上是他深层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展现。     

文艺创作与先进文化建设

文艺创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相互作用 ,互动、互建。先进的文艺创作应该对先进文化建设起服务与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为 :以审美的方式建设人的内在文化环境 ;建造先进的文化人格 ;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 ;建设规范、优美的民族语言。就促进先进文化建设这一问题看 ,我国的文艺创作现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同先进文化同步 ,对先进文化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文化建设意识不自觉、不强 ;三是同先进文化建设相抵触 ;四是先进性同落后性并存 ,对先进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负面作用。针对这种现状 ,应强调在文艺创作中实施文化建设战略 ,如政治文化战略、经济文化战略、人文精神战略、法制精神战略、民族精神战略等 ,尤其要着力解决好“全球化与多元化”或“世界性与民族性”这一重大的全球性的文化建设矛盾     

人道主义:工业题材创作不容回避的主题

人道主义文学主题在工业题材创作中的表现,经历了从现代文坛到当代文坛的多重变化。这其中有两种走向值得关注：一是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变迁,往往影响着人道主义主题的文学诠释;二是随着“文学即人学”的创作深化,随着工业环境变革中人的问题的凸现,人道主义文学主题的开掘,会不断地以日益丰富而独立的表现形态,逐步走向创作的自觉。     

我国教学文学理论的误区

中国现今存在两种文学理论：一种是创作文学理论,一种是教学文学理论。教学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际、创作文学理论均脱节,在整体上缺乏宽容的学术精神、美学的价值判断和科学的理论体系。教学文学理论必须改变现在的陈旧落后状况,吸收国内外文学创作和创作文学理论的最新成果,走向多样化     

蒙古族近代文学大师尹湛纳希研究概述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对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蒙古族文学传统研究,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