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与黄巾起义无关

在以往的论著中,有不少史家将《太平经》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联系起来,论者着跟于经文有某些同情劳动人民的语句,以及张角也曾拥有《太平经》的记载,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阶级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理论作品”。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就此略陈管见。一、黄巾起义的口号与《太平经》无关《后汉书》载东汉朝廷因宫崇所上的《太平经》妖妄不经,遂由皇家图书馆收藏起来,不许流传民间。但以后黄巾军领袖“张角颇有其书”,论者据此把黄巾起义口号与《太平     

从《太平经》看东汉社会危机和早期道教的产生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经典,大部分经文成书于东汉时代。今本《太平经》基本上保存了东汉经文的原貌。本文力图应用《太平经》的内证,参以史料,对东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早期道教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条件和心理条件作些探讨。 一、东汉社会总危机的根源 我们从汉魏之际封建说着眼,把东汉的社会危机看作是“古典古代”型社会形态总危机。 所谓“总危机”,是指秦汉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在东汉后期激化到无法由自身调节机制实行有效地控制和调整的程度,因而达到行将爆发的临界状态,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全面崩解。与之相比,秦末、西汉末同样经历了社会危机的爆发,但社会机体大致上仍能按照原来的模式重构。东汉末的社会危机则使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统统崩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正与古代罗马帝国“总解体时期”的情形     

《太平经》所见汉代风水观念及理论形态

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起土"吉凶观念及"魂神还养"的丧葬风水理论,是汉代社会风水信仰急剧膨胀的反映,它也标志着丧葬风水术理论形态基本形成。《太平经》中风水文献表明,道教对风水术的吸收与改造是在宗教体系之内进行的,并不是对民众信仰的无限制迎合,而是加以引导和转化,从而纳入其信仰体系之中。     

论太平经的“和谐-美”思想

世界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的《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蕴涵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太平经》所言“生—美”、“寿—美”,还是“与道合一”的“道—美”最高境界,都无不蕴涵着“和谐—美”的思想。和谐是一种美的状态,一种美的境界,一种审美标准。在《太平经》中具体表现为自然和谐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人与人和谐美和自我身心和谐美。     

从《太平经》看三字连文

三字连文是汉语发展史中特殊的词汇现象 ,以东汉道教典籍《太平经》为依据 ,从数量、结构、词性、语素、词序、成因六个方面考察三字连文的一些基本特点 ,探讨其兴衰原因。     

关于道教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析

在以往的道教研究中，存在着不少互相矛盾甚或自相矛盾的说法。东汉灵帝时，在中国农民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骆曜、张角、张修将黄老信仰与《太平经》相结合，分别组织道教结社，从而创立了我国的道教。     

东汉道教易学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作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十分重视借鉴易学思想构建其道教理论,继承和发挥《周易》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易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同时对易学的转型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经》的兴国广嗣术与合阴阳法

汉代太平道经典《太平经》,上承黄老、董子之学,广纳谶纬与民间信仰,下启黄巾起义,曾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汉代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努力,对《太平经》的兴国广嗣术产生了影响。《太平经》从哲学、神学、社会学等多角度阐述的兴国广嗣论,内容之丰富可谓空前。此外,《太平经》大概还宣扬了合阴阳法。     

《太平经》剖析——兼谈《太平经》与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若干思想联系

这里不准备全面评价《太平经》。作为一部道教经典,这本巨著无疑充满鬼神妖仙、长生不死、祸福报应、君权神授等陈词滥调,使人初看甚不以为然。但是,那并不是说对《太平经》不可以进行剖析。我们先略看一下道教的起源。就神仙术讲,早在战国时期齐楚等地已经发端。秦始皇、汉武帝、淮南王求长生不死之药,便是依靠那里的方士。但是,以道教这种宗教组织形式出现的,则似乎是在东汉,最初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儒教的异端在民间酝育着,并     

论更始帝历史的书写及其成因

后世所见的更始帝历史多本于《东观汉记》。更始政权代新莽政权而起,有一定的感召力,当时“人无异望”。但作为东汉官方史书的《东观汉记》,不得不对光武帝“贰于更始”有所回护,遂对更始帝及其政权多有贬抑,而这又为诸家《后汉书》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下来。在是否使用更始年号、是否为更始帝立纪、是否奉更始正朔等问题上,张衡、范晔等人持有别于东汉官修史书的立场。通过对各方观点的辨析、异议背后史事的梳理,以及史书中更始帝不佳形象的考探,可知更始帝历史确实被东汉朝廷所“书写”。     

蔡邕与建安七子等人交游活动考论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与灵帝、献帝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士人的交游活动。蔡邕的一生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又出身陈留望族,交游比较广泛。他一生中对后辈晚学多有扶携奖掖,无论是对曹操、边让,还是对王粲、阮璃、顾雍等人的真心赞扬和大力举荐,都常为后人所称道,他性格中纯真、坦诚的一面,也在这些交往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东汉向晋魏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考查他的交游活动,有助于了解汉末士林的整体风貌。     

象外之音:南阳汉画像石听觉因素的视觉表现形式

南阳汉画像石的视觉表现语言,利用"通感"来表现听觉的音乐感,利用"频闪"来表现听觉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常常让人感受到听觉艺术的魅力,并给人以音乐般的独特审美感受,从而表现了汉代艺术的活力和魅力。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     

秦汉时期张家界市历史考略

秦代，封建朝廷首次在今张家界市境内设置慈姑县；汉代，将它改为零阳。充县、东汉时，武陵地区因民族矛盾激化而爆发了数次起义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两汉时期，武陵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经济比较发达。张家界市出土的大量的楚文化和巴文化文物，是土家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王逸少遗殷浩书》背景及作者思想探析

在东晋朝廷偏安、内忧外患的政治条件下,东晋初年的文人书信体文学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作为东晋重要的士人代表,王羲之早期亦汲汲于政事,可惜世人多关注其书法,而其文名尤其是书信体文的成就却为书名所掩,治世之才亦鲜为人关注。从《王逸少遗殷浩书》的成文背景以及文章内容的分析可窥见其文才与治世思想,从而反映东晋历史条件下的文人心态。     

《史记》未著录《淮南子》原因及作者问题考论

<淮南子>撰成于汉文帝末期,刘安综括其要题名<鸿烈>,因武帝严加禁锢,太史令司马迁也未能一睹该书之宏观.东汉刘向校订石室书籍时,取名<淮南>,东汉人题名<淮南子>、<刘安子>,唐宋之际又名<淮南鸿烈>.相关文献证明,<鸿烈>的作者自东汉以来,普遍认为除刘安外,另有道家苏飞等八公及儒家大、小山等人,及赵贤、朱骄如两位兵家和九位精通<易>学的宾客.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