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治理视域下的刑事政策导向——能动与有限的分野

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施政的总纲领。法律治理与政策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技术进路。在犯罪治理体系中,刑事政策兼具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的双重属性是现代化治理的理性工具。面对现代化治理的具体诉求,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公共政策运行三大方面均表现出良性的助推功用。从宏观叙事到具体用力,我国当前刑事政策在治理情境中不能实施从头至尾的积极考量,而应当严格区分立法与司法两相操作之间的路径差异,在区别对待中努力构造能动之治与有限之治双向分野的刑事政策治理图式。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对我国犯罪治理的启示及应用

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公共事务,国家与社会在面对犯罪治理问题时采取的策略选择构成了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寻求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新的理论依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国的犯罪治理应吸收和借鉴上述理论,推进日常式犯罪治理,强化犯罪治理中多元化机制与社会参与,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社会参与犯罪治理的激励机制,并促进社会对犯罪人的吸纳。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网络治理:政策工具与推进逻辑

网络治理是为实现合秩序状态而推进的虚拟实践有序化过程。实践中,互联网建设方式对网络治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实新闻制度也对网络治理形态产生亲和性制约,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互有区别的治网逻辑。用以调控网民行为的政策工具多种多样,但由于网络治理超越了国家疆域和民族居所,因此网络政策工具应具备可通约性和世界禀赋。为此,可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可通约性检视,进而形成并不断充实网络政策工具谱。一国对网络属性的不同定位将决定其网络治理的思维模式,并体现为相应的治网逻辑和工具组合策略。具体而言,可以将网络定位于有别于现实社会的"异时空",或是现实社会延伸出来的"亚社会",抑或是区别于传统媒介的"新媒体"。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二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3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的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民族民间宗教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民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薄弱部分,也是宗教工作存在的软肋,至今鲜有研究涉及民族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应将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转化为多元治理模式,对民族民间宗教进行准确的社会定位、信仰定位、文化定位、研究定位和治理定位,推动宗教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民族民间宗教治理应基于“国家-社会-市场-民间”四元框架,形成协同参与的现代化宗教治理体系。     

试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是由大陆单边主导推进的,以台湾同胞为政策受众的政策体系,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逐渐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使其有效融入大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的实质是国家涉台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子系统。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有利于实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落实国家统一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有机结合。构建涉台公共政策体系,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进行,着力增强国家涉台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优化落实统一过程中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两岸人民之间的最大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受反腐高压政策的影响,贿赂行为治理呈现明显的"过罪化"倾向:一方面,以"对价关系"淡化"贿赂关系",使得犯罪圈明显扩张;另一方面,将"对向关系"升格为"对向归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被架空。在贿赂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严"和"宽"应分别表现为"严密法网"和适度限制罪质与罪量的评价,单向从"严"有违法治反腐的精神。贿赂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既要通过构成要件要素的"增、改、废"重塑贿赂犯罪实体法网,又要借由"对价关系"的实质认定重构贿赂犯罪的个别化评价标准,从而合理划定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