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学报》创刊30周年暨学报“两优一高”表彰大会隆重召开

薛凤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兼通中西并善于会通中西的科学家,他一生追求实用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创造。薛凤祚对于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研究从“技”和“法”方面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他所强调的理以数显、讲究实证的理性科学观具有近代科学的启蒙因素,使中西科学思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同时,薛凤柞在关于水利学和命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价值,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科技所特有的人文精神的阐发。但是,受传统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薛凤祚没有也不可能使近代中国引发一场科学革命,但其“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工作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人的启示是不可磨灭的。     

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

薛凤祚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大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得薛凤祚的学术思想向更为广博的文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他沉潜于百工之技的研究中,讲之不厌其繁,行之不嫌其贱,这实际上将理学家＂为生民立命＂的实学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会通中西学术的方法上,他不斤斤计较于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而是兼收并蓄,＂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在处理＂象＂和＂数＂的关系上,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由数达理＂的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数学在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的象数观念具有了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薛凤祚：在中西天文学的交汇点上

薛凤祚对近代中国天文学发展最特别的贡献,是他在《历学会通》中引入了一个与哥白尼日心说有渊源关系的宇宙体系,这使他成为当时与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走得最近的中国科学家。薛凤祚天文历法研究中所采用的＂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是最先进的中西会通模式,可以避免走上＂以西学取代中学＂和＂以中学同化西学＂两个极端。但对于薛凤祚贡献的评价不宜过高,他引入哥白尼日心说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且日心说在当时并不是最先进的宇宙体系,因而影响很小;他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努力也没能引导中国天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     

致用与会通——薛凤祚水利思想蠡测

薛凤祚治学方法的特点,即＂致用＂与＂会通＂。其中,会通包含古今的会通与中西的会通。由《两河清汇》解读薛凤祚的水利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其治河和海运的思想。《两河清汇》从体例上言,可谓＂编述之体＂,薛凤祚不仅继承发扬了儒家圣贤的一些学说,也吸收了其前代潘季驯、邱濬等人的观点。观其采择去取,无不以＂致用＂为宗。而其热心译介当时西方的水利器械,可以看作他在中西会通中所作的努力。虽然如此,对于薛凤祚《两河清汇》及其水利思想不可刻意拔高。     

中西会通 天人相应——薛凤祚引进西方占星术面面观

引进西方占星术并与中国古代占星术会通,是薛凤祚《历学会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天文学和占星术还没有完全分离的明末清初,薛凤祚在引进西方天文学的同时带进占星术的内容是不足为怪的。薛凤祚不赞成一般占卜者信奉的“天人感应”,他研究占星术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应”,这在当时是一种由神学向科学靠拢的进步。从天文学角度看,薛风祚认为西方占星术比中国的有理,但亦指明“不可以为是也”。虽然如此,但“为益世教,未尝无也”。薛凤祚对占星术的认识是辩证的,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完成了占星术的中西会通。     

薛凤祚会通中西的努力及失败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引发了西方学术的大量涌入。薛凤祚引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提出了一个会通中西学术的先进模式。为实现会通目标,薛凤祚不遗余力,其实践领域主要为天文历法,也旁及其他。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在整体上没有扭转中国学术在此之后被西方远远抛下的局面。     

“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论薛凤祚的思想转向及其价值

今人视为科学家的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原因不在于"王学空疏"而引起的思想离异,而在于孙奇逢当时所教的众多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和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正是由于鹿善继、孙奇逢的首先引导,使得薛凤祚在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导致的知识空间无限发展可能的环境中,以孙奇逢重构天人关系及"主于实用"思想为指导,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兼采中西知识资源,以《易》为蓝本,以传统的"天"意识为依托,以实用为归宿,以平分中西基础上会通为手段,思想逐次展开。正是这种会通模式的一致性,把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思路推向一个新境界,使得薛凤祚的思想与夏峰北学其他同仁一样显得与众不同。但由于清初皇权主义重建及其意识形态调控导致的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明清之际理学变革最终以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回归收场,正是在此情况下对夏峰北学学者思想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会通必要性的消失,使得包括薛凤祚在内的夏峰北学都难以理解。     

严复与传统文化

严复以译介西学与力主西化著称,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大代表之一.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同时代的师友吴汝纶、陈宝琛、梁启超等人对他就有更全面的认识.吴氏称当时独严复一人“能熔中西为一冶者.”陈称赞严复“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穷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①本文就严复对中学之失得的剖析及中西会通论作一探讨.     

“有”“无”之间的哲学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庄哲学思想的相互阐释

近代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他一生都把“存在”问题作为自己沉思的主题 ,而对“无”的哲学思考更使他的哲学学说显出非同一般的哲学视角。文章将从他的有无之辩谈起 ,会通中西学问 ,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庄的哲学思想进行相互阐释 ,在挖掘这两大哲学体系中所深蕴的思想宝藏的同时 ,力图寻找出中西哲学的对话机制     

“李约瑟难题”的再探索

"李约瑟难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方案,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通过对中西科学观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比较,认为近代科学在欧洲出现是科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科学根本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要素,因此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是不可能在中国诞生的.     

评点老子与严复对立宪的检视

在学说上严复评骘老子主要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贬老以求托古改制,在治学路径上他将老子无为而治之"道"与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互证,有中西会通的色彩.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政治目的是为诠释英国君主立宪奠定学理.严复会通的目的无外乎论证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对日俄战争的反思是严复诠释老子的另一现实动力.严复借评点老子以论证日本对俄的胜利,实乃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借中国文化经典诠释西方民主制度,近代学者不乏其人,严复学贯中西使其更有典型性.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维新教育与中西会通

波澜壮阔的戊戌维新思潮,是我国近代一股强烈的思想解放潮流,它对近代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在这股思潮中,中西会通思想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进程,推动着社会政治改革向纵深发展,促进着中西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教育领域是戊戌期间维新思潮冲击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中西会通思想对教育变革起了巨大作用,以至使维新教育从思想理论到具体实践都体现了中西会通之特色,从而推动了我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本文拟就维新教育与中西会通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     

根数错位致斗转星移——薛凤祚《历学会通》的历元换算

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所给出的中西历元纪年出现了整体错位和局部混乱,由根数错位而致斗转星移。实难想像其天文和历算结果能够被观测所证实或验证,而况薛凤祚从来不作天文和天象观测。他的随意和著文之粗糙、混乱,使他耗费半生精力所作的西学引进、译介的成果黯然失色。这也许正是他被同时代人忽略,继而又被历史遗忘的根本原因之一。     

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     

从“以律鸣于时”到“会通中西”:沈家本法思想的艰难之旅

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从早期"以律鸣于时"到晚年"会通中西",不仅反映其本人独特的法思想发展轨迹,而且实乃近代中国法律演进的缩影。传统律学家的身份和"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时局,使当时年事已高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不得不纠结于"迥殊"的中西律法之间,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思想之旅中,沈家本努力探寻着近代中国法律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与时代文化观

进入20世纪,以亘古未有的中西古今文化交汇为背景,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古特征的传统史学走向式微,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新史学勃然而兴。在这一划时代的学术嬗变中,王国维以其广博奥衍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创立的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史学方法论,更深刻启迪了20世纪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新史家。 在王国维数百万言的著述之林中,少有专论史学方法的篇章,但他对此问题,始终怀有高度的自觉。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他说:“夫学问品类不一,而其方法则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