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鲜卑述略

<正> 青海鲜卑之由来与分布 秦朝末年,居住在我国东北的东胡族强盛起来并开始向西扩张,后来在争夺地盘的斗争中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其中一部退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大兴安岭中的“鲜卑山”,此后,人们便称这部分东胡人为“鲜卑人”。 东汉永元年间,汉大将军窦宪击败匈奴、北单于远遁,鲜卑人乘机进占漠北匈奴故地,以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了酋长檀石槐(?——181年)时期,便“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分其地为三部,东接夫馀、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此时的鲜卑部落,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家长     

魏晋时期鲜卑的西进

自东汉后期北匈奴远遁、南匈奴内迁之后,鲜卑在蒙古草原崛起。鲜卑各部在魏晋十六国时期迅速发展,仅当时建立的政权就有八个之多,其历史作用自然不言而喻。本文试就鲜卑西进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一、鲜卑西进与乌孙的迁徙鲜卑是原出自大兴安岭北段鲜卑山的游牧民族。到汉代,鲜卑已南迁到了乌桓故地,游牧于饶乐水(今内蒙古西喇木伦河)两岸,部众滋繁,势力日大。公元一世纪中叶,东汉辽东太守祭彤联合鲜卑部落出兵夹击赤山(今内蒙赤峰市红山)一带的乌桓,乌桓大败,鲜卑遂逐渐占领了漠南的许多地区。特别是东汉破北匈奴、北单于率众西遁后,鲜卑乘机占领了     

鲜卑兴盛原因初探

东汉政治黑暗 ,国力积弱 ,匈奴、乌桓或迁离蒙古高原 ,或附汉入边 ,漠北地空 ,为鲜卑占有匈奴故地 ,建立部落联盟提供了良好契机 ;鲜卑社会处在向上发展阶段 ,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增强了鲜卑的实力 ,军事掠夺也使鲜卑获取了大量财物和人力。进入鲜卑的汉人把中原文化和手工业制作技术带入鲜卑 ,带动了鲜卑社会进一步发展 ;鲜卑社会处在需要强有力的首领也必然产生强有力首领的时代。勇敢而富谋略的檀石槐、轲比能的出现 ,适应了鲜卑社会的需要 ;蒙古高原的各游牧部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军事集团来组织力量发展生产、抢掠财富 ,与中原政权抗衡。就当时大漠南北的局势和各游牧部落的实力来说 ,鲜卑具备了取代匈奴而成为蒙古草原新霸主的条件     

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

结合文献与考古得知,拓跋鲜卑从发祥地大鲜卑山游猎到河套阴山建立部落联盟,历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即从大兴安岭北段西南迁至呼伦湖周围再由呼伦湖西迁至蒙古高原腹地。而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林海西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又西迁至蒙古高原阴山地区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拓跋鲜卑本族的原因,汉、匈奴、乌桓、东部鲜卑等周围部族的原因以及生存环境、地理状况等原因。     

略论两汉时期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及其后的迁徙和分布

乌桓为两汉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魏晋以后称为乌丸。它原先为东胡部落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初(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联盟瓦解,部众逃散,其中主要的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和鲜卑山(在今内蒙古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此鲜卑山与拓跋鲜卑祖先所居的大鲜卑山并非一     

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建构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即结合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情况,探讨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他们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的现象。这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与诠释的重要内容,也是先秦以来汉文明认同进程中的具体历史实践和进一步发展。     

从考古发现看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

一、拓跋鲜卑的起源与南迁 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日益强盛,开始对东胡部落联盟发动大规模战争,征服了东胡部落联盟。剩下的东胡人便分聚于乌桓、鲜卑两部。“鲜卑自为冒顿单于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于乌丸(桓)相接。”所以在文献上一直未见其和西汉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关于鲜卑的活动,东汉时才见于史籍。汉文史籍所叙述的鲜卑都是从鲜卑迁徙到饶乐水(西拉木伦河)流域开始的。 那么鲜卑迁到饶乐水前居住在何地呢?史称鲜卑以山为号,然鲜卑山却有两个,《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张穆《蒙古游牧记》说:“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这里的鲜卑山乃是人们所说的东部鲜卑。然鲜卑依地理位置分为东部鲜卑与西部鲜卑(北部     

西秦王乞伏乾归

鲜卑是中华民族中一支古老的民族。秦汉时期,鲜卑兴起于西伯利亚东部,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东汉时期,匈奴西迁,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势力迅速壮大。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诸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联合体性质的国家。这个国家地域极其辽阔,东西一万二千里,南北七千里,塞外匈奴旧地被囊括无余。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以姓氏分为拓跋、慕容、宇文、乞伏、秃发等     

鲜卑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

鲜卑和乌桓一样,属于东胡部落联盟中的比较大的部落集团。汉初,东胡部落联盟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乌桓余众退保乌桓山,鲜卑则远奔辽东塞外的鲜卑山。从此,隐身匿迹,“未有名通于汉”。因此,《史记》、《汉书》都未提及鲜卑,更未提及鲜卑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而王沈《魏书》和范晔《后汉书》的《鲜卑传》历记述的鲜卑,都是从它出现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时开始的。关于鲜卑的早期事迹及其中原内地的联系,除了提到它是”东胡之支”或东胡之余”而外,别的根本没有涉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政权趋于式微.而早就活动在塞北的匈奴、鲜卑等部族,纷纷南逼,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称雄中原,干戈迭起,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罕见的纷扰局面.山西一域,表里河山,攻守皆利,足以对毗邻地区形成威慑力量,故而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该地区的交通就随之进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以平阳、河东、河南、河内、弘农诸郡建置司州,而实际上以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根据地,经营北方.据有关史书记载,是时邺地与上党的交通相当便利,能够进行大规模     

高等院校中长跑训练的研究

要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中长跑运动成绩,就必须在科学训练方面下大功夫,本文将高校的中长跑运动训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训练以全面发展力量,速度、耐力、爆发力和有氧能力为主。第二阶段全面提高各项身体素质,加强医务监督,注重训练后的恢复,加强战术训练,全面提高心理适应能力。第三阶段提高训练的独立性,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以最经济实效的训练力争取得最好的训练效果。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中国龙舟运动发展的文化研究综述

龙舟竞渡起源说主要有三种,即龙图腾崇拜、纪念屈原和对繁荣昌盛的祝福.龙舟竞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原始萌生阶段、精英文化阶段和商品文化阶段.龙舟运动的现代化现已成为了世界体育的重要课题.     

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族属问题的生物考古学考察

喇嘛洞墓地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大型墓地。关于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族属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鲜卑说"和"夫余说"。根据喇嘛洞墓地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以及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从生物考古学的视角对喇嘛洞三燕时期居民的族属问题进行综合性考察,结果表明,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族属很难与鲜卑人直接联系起来。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主体或许确实是来自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夫余人,此外还混杂了一部分辽西地区早期土著居民的后裔以及个别的鲜卑人。     

论陆游蜀中诗之“兵魂”

陆游诗尤其是其蜀中诗集中地表现出"兵魂"特征,传达出陆游杀敌报国敢为国殇的情感。陆游蜀中诗"兵魂"的表现既有现实的"兵魂"、历史的"兵魂"也有梦想的"兵魂"。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领域,陆游以"兵魂"为代表的诗作都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

与《诗经》相比,《楚辞》各篇的文体性质相对复杂,《招魂》即为其例.历代学者都曾注意到《招魂》文章结构的特殊性,但皆未明确指出其赋体文学的性质.从文章结构和其他审美特征来看,《招魂》符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所述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篇经典的早期赋作.《招魂》的出现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是《楚辞》内部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对当时及后世的赋体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法律的变迁——以匈奴、鲜卑等"收继婚"的变迁为例

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收继婚"观念和制度变迁,讨论北方游牧民族法律变迁,揭示该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变迁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     

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对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出土的古代居民遗骸所进行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生物考古学综合性研究表明,该组东周时期居民的人种类型为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等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性状,与已知的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的种族特征十分接近。其线粒体DNA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结果显示,该组古代人群在母系遗传上与现代北亚人群及古代拓跋鲜卑人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而食谱分析的结果则表明,井沟子古代居民在日常饮食结构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暗示出饲养业和狩猎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