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回归"文人":道光时期桐城派的选择——梅曾亮推动崇尚归氏古文风气的原因和意义

道光年间,京城出现了一股崇尚归有光古文的风气。倡导和引领崇归风气的正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盟主梅曾亮。梅曾亮将归有光作为"文人"的代表,追求洁净柔淡的文风,其目的在于通过"文人"身份的重新认定,对文人经世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以文经世的方式。梅曾亮回归"文人"的选择,反映了嘉道时期众多有识之士意图经世有为、不欲以"文人"自域,却不得不以"文人"自居的矛盾处境。"以文经世"的方式,则为时不我遇的文人指出了另一条经世之路。梅曾亮回归"文人"的深切用意,不仅为延续桐城派,而且也是对传统文人刚正不阿、百折不挠品质的呼唤。     

"文人论政":青年毛泽东的体认、传承与超越

在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坚守古代"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理念和传统,主动介入大众传媒,竭力彰显变法维新、民主共和等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忧国忧民、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办报论政"、"以报参政"的联系与区别.主要结论:青年毛泽东虽然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文人"文人论政"的浓重浸染,但在自觉意识、认识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明显超越了他们.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文人相轻"新论

"文人相轻"的实质并非"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是文人之间的相互嫉妒.所谓"贵古贱今"、"贱同思古",也是"文人相轻"的表现,实质上也是文人的嫉妒心理的反映."文人相轻"作为文人嫉妒心理的表现形式,与竞争心理相联系,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人,应该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提倡"文人相亲"的新风,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花间词”的流行研究

如果将唐五代时期花间曲词看作文人之间、文人与民间情感能量互动行为中的"符号资本",那么花间词则可以看作是当时特定社会时期的流行文化符号。文章运用社会学互动仪式链理论,探究文人在"笙箫歌舞"的江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微观情景中,在填词的社会互动的仪式链的交换情感乐趣中,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选《花间词》这一"符号资本"流行的传播本质规律。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     

初唐史官对“文儒”的认识

作为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学者型文人,初唐史官在<晋书>等史书中经常运用"文儒"称谓历史上的一些受到帝王重视的文人,其中隐含了他们对"文儒"的特殊认识.在这些认识中,既包含了文人人格的新趋向,同时兼具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这说明在处于南北文化逐步交融的初唐,史官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文儒"这一全新的文人形态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化走向.     

"相轻"亦或"相重":魏晋文人关系新解

以《世说新语》等为资料,找出"文人相重"作为现象而存在的共同原因,并发现了魏晋时代所赋予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魏晋文人关系的"原状态".重视"文人相重"等构建性因素的存在价值离不开对"文人相轻"等否定因素的重新审视.通过重视与审视的双重作用,才能打破集体认同所形成的先入之见,才能有利于对文人问题的全面阐释.     

文人与琴

<正>"琴棋书画"作为文人四事,琴为之首,"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士无故不撤琴瑟"。在文人眼中,琴不仅是抒发性情的乐器,还代表了文人修身养德的一种立场。古代文人所弹的琴,一般是七弦琴,史籍中多称琴。唐代刘长卿诗中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之句,"泠泠七弦"指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文人：神话的制作与流传者——读本雅明《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渡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是本雅明勾勒其视阈中文人形象的最好文本之一.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将本雅明式文人的基本质素归结如下:文人从"波希米亚人"与"游荡者"处获取身份认同,通过大众这一粘合剂,他们徘徊在自律性与社会性之间,漫步是文人在"纯粹精神"支撑下的最后的美学姿态.     

慈仁寺:清初文人交往的一个聚集地

慈仁寺是清初时期北京城南的一个综合性的文人聚集地。在康熙帝实施"文治"的背景下,不少汉族官员及博学文士曾经在慈仁寺聚集,形成了有助于文人交游、图书流通、文物收藏、诗文创作的生态环境。慈仁寺书肆的繁盛与文人的藏书兴趣以及相互交往有密切关系,这也是研究清初文人书籍文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松陵四子"并称的意义及文学影响

文人并称现象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在并称视域下,文人间的共性容易被过度放大,而忽略个人特质,且对并称的确立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学史现象关注不足.以吴中文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并称的"松陵四子"为例,这一并称关系的达成过程尚未有人详述原委,存在诸多含混不清之处.故以"松陵四子"为切入点来考察文人并称现象出现、演变过程,可...     

晚唐五代小说中的"仙境":文士与道士构建之比较

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与以"洞天福地"为代表的道教仙境教理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无论仙境场域类型的比较,还是与司马承祯、杜光庭"洞天福地"关系的比较,皆显示文人小说中的仙境与道教仙境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合性和关联性,这或许表明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仙境的设置,受到道教仙境教理说的影响应该远较之前文学传统中的仙境说大;再加杜光庭大规模抄编文人小说之事实,表明当时文人与道教界有着广泛的思想融通和知识交流。另一方面,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有着鲜明的世俗特色;杜光庭的狭义"洞天福地"系统之构建,严格遵循了道教内部的教理传统,几乎未受到文人小说仙境说的影响,而且除着重表达"二十四化"外,并未特意用仙境的形式在其小说中阐扬其他洞天福地;他突破司马承祯的"洞天福地"说而将十洲三岛、仙地两界五岳及诸神山海渎等仙境组合纳入其广义"洞天福地"系统,又显然受到世俗仙境传说的影响。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     

朝鲜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稹"神韵说"的主体间性批评

清代王士稹的"神韵说"在朝鲜,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的北学派文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北学派文人之于王士稹的神韵说绝非消极地接受,而是对其进行了"主体间性"式的阐释与批评.这生动地凸显了中朝文人在文学理念上的亲密互动.     

从拟代到赠答:魏晋文学空间的拓展

汉魏之间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构成一种互动,其结果是古典抒情诗在知识系统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拟代诗为核心探究魏晋文体论和文人论的内涵,指出一般所谓的"人的自觉"是文人集团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不应该局限在近代人文主义观念下理解,而"文的自觉"是特殊的文人生存空间的符号化结果,拟代则体现出文人对自己已经历史性置身其中的空间地适应;在赠答诗的分析中进一步涉及魏晋文学空间拓展的意义。     

魏晋伤怀悼祭文学中的生命主题

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魏晋,人们的生命十分脆弱,充溢在魏晋诗文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魏晋士子文人对生命进行思考,不同时期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生命出处.建安时期文人用建功立业来使生命得到永恒,正始文人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率性而为寻求精神的解放.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