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录学看传记体的演变

掌握目录学能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内容和容量,对于治学有“知类通方”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演变及所载述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一,传记这一门类是源出于历史的;传记的概念是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从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中,能够寻出传记这一体裁源远流长的线索。汉代刘歆作《七略》,还没能将“史”独立成“略”,因为他受到当时学术、文化条件的限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其收书部类不出旧制,将纪传史的创世作《太史公百三十篇》收入春秋二十三家中。至曹魏荀勗创立了四分法,其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即是后来四部分类的史部。刘宋元徽年间,王俭“别撰《七志》在经典志中,除了六艺、小学外,还包括了史记、杂传两部分,这是目录学上“杂传”类的第一次出现。依《汉书·艺文志》和王俭《七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传记最初是入经典类的,传本是解释经典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中说“传记之书,其流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阮孝绪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

一继汉代伟大的目录学家刘歆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总目录——《七略》之后,南朝宋王俭又编出《七志》,梁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公私书目和藏书,编制出《七录》,影响较大。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录·序》和序后附的《古今书最》,成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极重要的文献。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古籍目录史部学术源流与古代史学嬗变的历史路向

中国古籍目录经历了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其间代表中国古代史学典籍的史部目录出现了分化演进的轨迹,从目录中的附庸地位到独立成类,凸显出古代史学从自发、被束缚的状态向自觉、独立发展的历史嬗变历程。这种发展变化不仅在古籍目录史部的类目中得以体现,而且在其大序小序以及提要目录中逐步走向了细密与深化。     

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史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即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后来又新增章奏、岁时、诏令等类目,其原因盖与某类书的数量及目录学家的看法紧密相关。     

图谱类文献在南宋目录学中的定位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以文字写成,用于明理、叙事、抒情之＂书＂,而很少涉及以直观、简明为形式特点的＂图＂和＂谱＂。在目录学史中,图谱类文献时隐时显,合而复分,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南宋前,《七志》确立＂图谱志＂,而《七录》分散图谱、各归部类,是第一阶段;南宋时,从郑樵《通志》对图谱功能、地位的理论建设,到尤袤《遂初堂书目》去＂图＂留＂谱＂,设立＂谱录类＂,是第二阶段;南宋后,特别是清代以降,图学和谱录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是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南宋时期图谱类文献得到的理论关注和转型发展,最为关键。研究这一问题,可以深入认识此类文献的特点和功能,以一个特殊的角度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在目录学分类原则上的差异。同时,古人对图谱的理论阐释,会为当今处于＂读图时代＂的读者和学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魏晋至唐初目录书中的佛、道两教

每一时代的政治思想潮流和学术风气特征,对当时目录书的编纂,都有一定的影响,因而目录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潮流和特征,起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作用。从两汉至隋八百多年中,史学大有发展,而目录书中“史部书”一类亦即由《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春秋类”下脱出,经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勗《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一直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终于逐步独立成“经、史、子、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论《国史经籍志》

焦《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影响的一部书目，历来论者评价不一，褒贬悬殊较大。文章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编撰背景和过程，认为其类例和著录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也有较多的变通和创新：类例上，两者体系有别，子目增删调整较多；著录上，两者著录内容和图书归类多有不同。《国史经籍志》类例详悉，反映了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颇便查检。该目继承了古代书目类分图书方法的优良传统，并较好地处理了同类书的排序问题，它多彩的注释方法和丰富的注释内容，具有一定特色。《国史经籍志》之失在于著录草率、体例丛杂和类目繁琐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对目录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统治者的重视,私人修史风气的盛行,史著体例的丰富等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促使了目录学著作相继问世,目录学的著录和分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汉代刘歆编定《七略》的"六分法",到魏晋时由于史学的发展,逐渐向晋荀勖所编《新簿》的"四分法"演变,并最终定型为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分类方法。     

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缱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祜）《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穆天子传》“七萃之士”考

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出土于西晋初年,其中有大量阙字、难识字以及不为人所理解的字词。本文对《穆天子传》中“七萃之士”进行了考证,从文字学、文献出土时具体情况以及文本的具体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七萃之士”应为“甲萃之士”,“七”、“甲”之误,是《穆传》最初整理者荀勖等人隶定不准确造成的,“甲萃之士”应为典籍中经常提及的“戎右”、“车右”,即战车上全副武装的猛士。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