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中的三方利益

利益基于需要而产生,刑事诉讼中的需要是一种角色需要。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角色需要不同,由此导致利益追求的不同。侦查阶段中的三方是兼顾型、协调型和附加条件的对立或和解型利益关系。     

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根本原因之分析——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和国内私人三者利益的协调作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蕴涵着国际社会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私人利益这三种利益,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过程是这三种利益各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在它们各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这三种利益难免有碰撞、摩擦和冲突。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三种利益必须进行相互协调。因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也是三种利益彼此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是协调了这三种利益的矛盾,既维护了国际社会利益,又保障了中国国家的利益,还顾及了中国私人的利益,从而使这三种利益趋于和谐统一。因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是这三种利益趋于和谐统一的过程。由于利益是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社会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私人利益的协调作用。     

构建电子政府:政府与公务员利益的一场博弈

电子政府在逐步改变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同时,无疑给公务员及其利益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而公务员对待电子政府的态度如何也必将关键性地决定我国电子政府构建的进程.在这种意义上讲,电子政府构建的进程也可以说是政府与公务员利益博弈的过程.因此,客观理性地分析电子政府对我国公务员及其利益的冲击,探索电子政府构建与公务员利益整合的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从土地征收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博弈均衡

新农村建设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博弈是其焦点,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征地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益博弈中所处的地位,在这三方博弈的过程中农民是最大的牺牲者,他们处于劣势地位,属于弱势群体;土地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关系,他们在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属于强势群体.农民处于弱势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乏理性,据此从制度理性出发对失地农民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政府公务员的“角色错位”

"角色错位"是政府公务员在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各种关系的需求等方面的行为未按规定执行,其行为与政府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身份不相一致所致.目前政府公务员‘‘角色错位"是一普遍现象,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职能未真正转变--从阶级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二是"官本位"的文化意识根深蒂固;三是政府公务员缺乏指导行为的"组织理念".     

角色利益与场域规则——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研究分析框架的建立

进行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概念的廓清与界定、方法论基础三个方面入手,在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指引下对相关概念进行剖析和整合,可以认为:在具体的场域中,角色利益的冲突得不到相应规则的响应,或响应乏力,是各种社会风险的产生、持续存在和不断放大的主要肇因。因此,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是"角色利益—场域规则"。     

祛魅公共利益:基于“价值——工具”法律利益分类范式

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法律利益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边界如何?是一个极具现实重要性,又兼具理论争议性的法学命题与法律适用问题,中外皆然,历久弥新。在传统主流法理学的利益分类理论中,公共利益常常与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及国家利益并列而用。该利益分类理论模式及其制度成果,直接导致公共利益被人为地戴上了一幅普洛透斯(Proteus)面具,使得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应用者困入了具有迷幻色彩的公共利益"罗生门"。在批判继承传统法律利益分类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借助"价值—工具"两层次法律利益分类范式,透过概念辨析和假设检验等方法,对公共利益及其在法律利益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边界进行再解读。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价值形态的利益存在;个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等则属于工具形态的利益存在。价值形态利益和工具形态利益之间互相映射,但二者不可化约等列。最后,借助部门法语境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变种形态,验证了"价值—工具"法律利益分类范式,并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利益体系中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期为打开长久困扰人们的公共利益"罗生门",提供一把可能的方法论钥匙。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公务员综合利益视角

基于近年来地方政府创新活动的增多,对于地方政府创新动因研究的关注也在加强,但对于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创新者即公务员的利益关注较少。所以本文从组织行为学中激励机制的研究入手,基于公务员综合利益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在此基础上针对公务员的利益诉求进行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以期实现激励机制与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关联对接。     

阶层骤变与俄罗斯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的失灵

1980年代以前的俄罗斯社会结构演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主导的一种"无阶级"型态,而1985年之后这个历史轨迹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社会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主导性因素,具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层骤然出现且分化严重突破了俄罗斯社会结构演变的轨迹;二是利益分割及隔离使俄罗斯社会结构快速定型化,并成为其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机制;三是社会冲突不断,社会严重失序。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突变性模式更具有利益分化性。俄罗斯在突变性的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牺牲绝大多数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开始的社会结构转型,其中的推动力量是制度转换,其利益协调机制主要是权力,即那些掌握制度转换方向的权力拥有者。     

中国农村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与农民利益问题

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是由于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引起的 ,因此 ,本文从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 ,论述了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发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制度绩效和制度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不但满足了农民很大的经济利益需求 ,还带来了农民社会地位及社会角色的变化 ;农业产业化是立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上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 ,它虽然也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但其制度发展尚不完善 ,还存在许多不利于农民获取合理利益的不完善之处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

结合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因素构建了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的模型:有限理性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信任,社会认同驱动下的信任以及自我实现驱动下的信任。通过分析三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个人总在追寻经济利益、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三种目标的共同满足,如果人际信任能够带来合作双方潜在经济利益的提高,或者能够增强社会团体对个人的认同并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信任的格局就越容易形成和维持。     

社会保险税:一个利益集团的理论视角

开征社会保险税会涉及多个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由社会保险机构征收情况下那些被拖欠、偷逃的社会保险费实际上构成了实行“费改税”这项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的主要来源。资源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推动利益集团进行社会保险费改税的诱导因素。政府的决策机构应听取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避免少数强势的利益集团操纵决策而损害大多数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     

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从民主和司法的视角

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缺陷,而司法对弥补这种缺陷具有重要意义,即司法可以弥补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忽视,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民主不能解决的所有纠纷都应当纳入司法程序的视野。如果民主和司法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和纠纷很可能被当事者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但暴力解决纠纷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严重损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暴力往往是备而不用的,它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场合。我们在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挥司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正确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被侵害表现在社会权益、劳动权益、受教育权益、经济权益、安全权益等方面，权益保障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法律法规缺失与效力低下、保障主体工作不力、保障意识缺失等，建议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多层面保障主体的保障功能、建立心理咨询中心与法律救助中心等措施来保障其合法权益。     

政府人是公共人而非经济人

将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人”的假设运用于政府人行为分析存在着许多谬误。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人定位于“公仆”角色实质上是正确的,但不够准确,更准确的定位是“公共人”。政府人作为公共人,他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行使公共权力,依靠公共给养,接受公共监督。要成为政府人,就意味着要成为这样的人,也就意味着要放弃常人角色。     

企业营销中的道德失范及其综合治理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益,许多企业突破道德底线,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企业本身的长远利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义利共生、见利思义,当自身利益与伦理道德相矛盾时,首先考虑伦理道德。只有通过企业的营销道德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会法制建设,将道德原则贯穿于企业营销的全过程,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整体和谐。     

公平视角下防范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政治学思考

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个建立在执政合法性基础上的政党,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必须澄清误识,正确解读"党的合法利益"与"党的特殊利益";其次要清楚,党内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就会腐蚀社会的公平正义;最后,需要通过完善社会公平机制防范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赢得民众对其所控制政权的认同.     

论环境治理全民行动的路径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全民行动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成败,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格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环境治理全民行动:第一,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是发挥人民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舆论监督是全民参与环境治理最集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要坚持全民环境监督路线,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环保举报平台的作用;第二,群众路线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命线,也是环境治理工作的根本路线,各类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环境治理、形成最广泛的环境治理战线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坚持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全民环境治理,发挥群团组织、环保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第三,坚持环境宣传教育与践行环保行为相融合,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加大环境公益宣传,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环保素养,使保护环境成为社会共识,引导全民积极践行环保行为,形成人人参与环境治理的良好态势。     

对犯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保护的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社会工作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司法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是对犯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种创新工作机制。在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保护的过程中,司法社会工作的开展需要重点考虑三个问题:确立司法社会工作的原则以把控行动方向、构建司法社会工作的机制以提供制度保障、创建司法社会工作的队伍以补充工作力量,从而实现司法社会工作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