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

土家族是居住在武陵山区的古老民族,自秦汉开始与封建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开始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影响.经过唐宋时期,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吸收了大量儒学文化,使其经济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明代四川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变迁研究

明代四川的少数民族可分为氐羌、百越、苗瑶三大系统,虽然从总体上看,他们与汉文化的交流呈现出日愈密切的趋势,但区域性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以汉族分布为主的汉文化区域、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夷汉文化区、以少数民族分布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区,分别体现了他们文化变迁程度的差异性.同时,这三大系统民族内部不同部分的文化变迁程度也有所不同.     

韦玖灵专著《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发展》简介

韦玖灵的专著《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发展》最近出版。该书以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指导,阐述了壮族思想发展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书中设专章介绍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体的多层次性,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层次的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汉族”的核心是“汉文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     

儒学在西夏党项羌族文化中的地位、特征和局限

西夏党项羌族政权儒佛并尊,通过官僚体制、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和途径积极地融入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是其重儒崇儒的鲜明特点。一定程度或意义上,西夏儒学代表着我国历史上党项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只是蕃表儒里的西夏党项羌族在蕃汉文化逐渐地密切融合中,其儒学发展水平还远滞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儒学,儒学文化精神未遑能够走向更加深入。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论羌文化传播中主体性的缺失

［摘要］大众传媒之于羌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大众传媒将部分羌文化展现于世界，对于外界认识羌文化，促进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保护起到了良好的“提振”作用；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之眼又是“他者之眼”，对羌文化的表达存在着“片面”、“误读”与“刻板印象”。这种现象的成因，是羌文化传播中“自然主体”与“文化主体”的缺失。     

茶马互市与明代青海货币经济

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了明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出于安边防、充军马、裕国用之目的,明廷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除以茶、丝绸等交换马匹外、还大量以纸钞、银两等货币购买马匹。同时,一些被赐予官职爵位、敕封名号的僧俗首领,纷纷定期入京朝贡,明廷除赐予茶叶、绢帛外,还大量赐予纸钞、银两和铸币,贡使亦逐渐以商贾为主体,并由此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使青海地区与中原的商品贸易关系紧密化,直接化。这些都涉及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货币经济的内容和特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谨请识者不吝指教。     

周秦儒学仁义精神现实化的回顾与探索

儒学的主体精神肇始于孔子和孟子,其本质是对人的担当的发现与认识。仁、义是儒学主体精神最核心与最显著的标志,孔孟围绕两者建立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学主体精神的根基。然而,儒学主体精神在孔孟那里仅完成了初步现实化,与之相伴而生的“不仁不义的主体精神”“单向度主体精神”“共同主体精神”及它们现实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儒者。经过不断探索,人们发现了儒学生存问题的关键,即面向大众仁义主体精神如何现实化。     

汉文化形成时期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以汉代历史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汉文化是世界上最为悠久和富于特色的民族文化。秦汉时期,汉民族在先秦称华曰夏的基础上在分布地域的统一、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的统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为统一的汉人,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以汉族为核心所创造的"汉文化"也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但汉文化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并未因帝国的统一而消失或者减弱。秦汉时期出现的记录各地风俗、经济社会生活和方言的官方文献充分表明区域性差异的存在。     

敦煌西域学界面临的新形势与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研究和出版

我们现代所说的“国学”，不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和单纯的“儒学”，也不是以汉族历史为主体的“汉学”，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量流失海外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待整理研究。本文探讨了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研究出版，并提出了今后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出版目标。     

和而不同——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化

运用汉语创作而又体现民族语言特色,借鉴汉族诗歌创造意境技法而又含纳民族特质,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接受汉文化影响是文化互动互融互补的规律性反映,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须强化民族意识,提高文化自觉,以“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融合主体文化和一切异质文化,注意保持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特点和传统     

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的“般若…     

论“金源文化”的影响

金代以女真族文化为根脉和主体 ,兼融渤海、契丹及中原汉文化而形成的金源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多源多流中的一源。金源文化以自身的文化精华和积极因素反哺中华民族文化 ,并在音乐舞蹈、文学、古典戏曲等方面 ,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城建等方面 ,都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

羌族和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少数民族,其历史发韧之古远,可与汉族相仲伯。尤其是羌族,曾经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今日汉族的来源之一,炎黄并举,即是其证。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诸如共工氏、炎帝、蚩尤、大禹皆为羌人后裔。建立西周的姜氏部落,也与羌人密不可分,故《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及至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时期,羌人的活动为甲骨文或其它典籍所记载。甲骨文中有“羌方”、“往羌”、“来羌”、“羌妇”等字样。《诗经·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了羌人对殷商的臣属关系。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现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基于文化互动的准格尔旗和谐民族关系构建

内蒙古准格尔旗地处晋陕蒙三省(自治区)交界,是著名的"鸡鸣三省"之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历史上中原民族"走西口"经济交流的必经之地,并因此而闻名,准格尔旗的人口迁移主要以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汉族人口的迁入为主,文化互动也主要集中于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当地的蒙古族和迁入的汉族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生活、繁衍,共同创造了蒙汉文化融合的艺术表演形式"漫瀚调",文化交流互动的最基本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有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元明清三代,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剧了生态压力,造成了本地区民族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隔阂。武陵地区三大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关系：土家族一直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学习汉文化也较为成功;汉族则自来据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苗族在本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文化发展都较滞后。要而言之,影响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国家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

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生机勃勃,具有“再创”意义的阶段。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中国第一期文化结构至此一变;经学让位于玄学,儒学独尊演化为儒、戈、佛、道四足鼎立,互争地盘。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胡、汉文化发生猛烈碰撞,凡此种种,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激荡的文化特征。本文拟加讨论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结构震荡的动因之一:胡、汉文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