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乡村社会表达:基于北方乡村 几起性事件的典型研究

在乡村社会当中,乡村性事件往往超出自然发展和存续的范畴,多数情况下成为了村落社区成员自觉的文化和权力建构。换句话说,乡村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评判的不断附着,正是在村落社区成员的自觉并且不间断地努力延续下完成的,是主流乡村性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表达。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湘南的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

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本文在分析汉三侯祠历史演变及其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湘南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庙会是主流与非主流两种意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结合体、非正式的地方权力博弈的舞台、民间竞争文化伦理的表述、乡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公司与村庄:集体产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湖北省徐东村观察

随着乡村社会的城市化和乡村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推进,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集体产权在乡村社会中确立了.它带来了乡村社会结构及权力格局的变化公司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上升,村委会职能减少,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呈下降的趋势.村民个体与村庄集体、公司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述评

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乡村和城市的意象,对英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权力关系、文化现象等作了一番深入的思考。该书继承并修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是20世纪生态批评和空间批评的奠基之作。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关注现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作为危机之源的乡村权力。揭示与批判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膨胀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二是家族、资本和黑恶势力影响下的乡村权力建构的非正当性;三是丧失“人民性”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四是肯定农民们作为弱者所采取的多种反抗形式的正当性。新世纪乡土小说由此表露出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通过对乡村中存在的权力事实和权力运作的书写,揭示了权力文化泛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权力与金钱融合、基层权力斗争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并由此确认了启蒙立场的必要性.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减退与乡村原子化

中国的村民选举是国家权力从外部输入的,村民选举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推动"的特色。这种权力嫁接式的民主与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磨合期,所以村民选举在乡村政治文化领域还造成了很多的碰撞和不适,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村民选举过程中的传播失效或传播负效果,正在伤害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耗散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要想让村民选举不再伤害乡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乡村社会结构上进行必要的纠偏与调整。     

渠道冲突中的权力分析

西方渠道理论在论述渠道冲突时往往是结合渠道成员的合作来展开论述的。冲突与合作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共同根植于渠道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渠道关系从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冲突与权力密切相关。论文集中论述渠道冲突中的权力分析,包括渠道成员的权力形式、渠道冲突管理中权力的应用以及渠道权力、合作与冲突的关系三方面内容。通过研究,明确了渠道权力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应用渠道权力解决渠道冲突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灵魂的家园，真实的人性--高建新散文集《走向自由的村庄》内涵解析

江苏散文家高建新的散文集《走向自由的村庄》，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村庄拆迁乡民迁徒为事件背景，突显了乡村的隐喻内涵，即乡村永远是城里人的心灵家园。在乡村的消失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文化的关系，是现今社会城镇化道路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也是作者在文中所深切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翻译中改写的决定性因素

安德烈·勒菲维尔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对大量实例进行描述性研究后发现翻译中的改写大都是由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等权力关系所引起或者说是受制于它们,权力关系因而被认为是翻译中改写现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忠实/对等原则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翻译中存在改写的首要原因是翻译内在固有的可译性限度而非外在的社会文化等权力关系。     

社会认同视野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

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正经历着巨大变化,乡村社会认同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乡村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乡村档案因为其原始记录性而更易唤醒乡民共同的价值、信仰和行动取向。在社会认同的理念下,需要将乡村文化建设与档案文化发展有机结合,寻求持久有效的档案支持方式。构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需要在更新文化建设理念的基础上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民间力量参与、统筹乡村档案资源的建设,并尝试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来丰富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形式。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