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以《沸腾的群山》为中心

作为一部具有跨越性特征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架构了两个时期的审美理想,又历史性地遗留着仓促过渡的种种硬伤。小说以统合的叙事逻辑象征性地揭示民族工业颇为坎坷的新生路程,在广延性的层面上体现出重述历史本质的真实性,昭示出文学的历史经验与现时政治的奇妙耦合。此外,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创作者的道德反诘与接受者的审美反拨构成了一种异常奇妙的文化现象,成为文革阅读史上一扇耐人寻味的视窗。     

铁凝小说中的儒家文化元素

铁凝的作品与儒家文化之间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具体以“仁者爱人”的仁义精神、浩然正气的气节操守、君子怀德的理想主义人格体现出来。铁凝文化意识的形成与冀中地域文化、生活体验及其父亲与孙犁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尽管铁凝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她对重建当代文化价值资源的设想也不尽完善，但她还是以自己特有的写作方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了新的意义联系。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论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形象的族根救赎模式

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形象的救赎模式直接影响着创作者在形象组构、情节铺排、结构营制、方向确立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调节与转换，也明确印证着不同文化时空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学格局的创作态势。其中，在民间化大潮的影响之下，90年代的现实主义形象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相化合的族根救赎模式。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形象救赎趋向的嬗变

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形象的救赎趋向分别经历了政治救赎、自我救赎与族根救赎三种演绎方式.每一种救赎方式都是对于当代文学不同时段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学格局的明确印证.对现实主义题材中人物形象救赎趋向嬗变轨迹的把握,可以更好地体味当代文学史的脉流与律动,也便于对当代文学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宏观而明晰的梳理.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巩固新政权和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柳青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并塑造了梁生宝这一全新的英雄人物。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对合作化小说和陕西作家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柳青文学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柳青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创业史》以其宏大的艺术视野和真实的生活描写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柳青在文学之路上凝聚了一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本人及其文学作品中,被人们称之为＂柳青文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历史意识、使命意识、献身精神、恋土情结等方面。柳青精神被新时期陕西作家传承并逐渐发扬光大,成就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成就。同时,柳青精神对当下文学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当代文学发扬传承。     

论当代文学史中农民形象的三度整合

:在当代文学史中 ,农民形象一直作为主体形象贯穿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依照惯例 ,本文将当代文学史划分为前三十年、中期十年与后期十年三个阶段。认为创作主体在三个大段落中分别从政治个性、人文个性与自然个性三个层面对农民形象进行了整合 ;而且 ,在每一次整合过程中形象的组构方式又都呈现出逻辑关系上的递进性 ,即前三十年是从经验型经承验型到超验型的整合 ,中期十年是从控诉、徘徊到裂变后的整合 ,后期十年是从精神意义的放逐 ,形象意义的消解到文化意义的整合。     

无力的出走：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

“出走”与“逃离”是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也是陕北人万难更移的刻骨情结。其中,“出走”的卓绝同“逃离”的无望使陕北民歌形成表层热烈、深层苍凉的异质性结构。     

身份焦虑与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谱系的衍化轨迹

在当代文化史中 ,知识分子一直是权威意识形态的同构体。随着权威意识形态经历了由奠立、畸形化发展及至重建后逐步松解的动荡性变化 ,知识分子也同步经历了从“身份转换”经“身份确认”到“身份超越”的艰难嬗变。作为知识分子灵魂的栽体——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由此也显得扑朔迷离 ,从无奈的“改造者”到痛苦的“自省者”最后到迷乱的“萎顿者”,清晰地表征出知识分子复杂而微妙的心路历程。其中 ,异质性的复合形态是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生成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