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大师的风范--刘永济、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

刘永济、程千帆两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其特点是由博返约、厚积薄发 ,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 ,“知”与“能”相统一 ;他们人格高尚 ,忠诚教育事业 ,尊师重教 ,奖掖后进     

从神学思维模式到辩证法——千帆诗学发展历程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建国前后到反右运动之前的近10年间,程千帆在文学研究中明显地受到神学思维模式的影响,经历了一段勤奋而低效的研究时期.而在反右运动之后,在长期被迫劳动改造,难以正常进行学术研究的困境中,程千帆依据中国优秀文化学术传统的坚强支撑,破除了神学思维模式的束缚,在诗学方法上实现了从考据与批评相结合发展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从形式逻辑发展到辩证法的质变,从而为"文革"后达到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言之,千帆诗学在建国后发生的质变不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成效,而是在反右运动以后否定极左政治,破除神学思维模式束缚的必然结果.从神学思维模式到辩证法这一转折是千帆诗学在建国后发生质变、达到更高境界的关键环节,其中的是非得失值得我们深思.     

严谨的考证宽容的考证——浅谈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观

力争通过对其小说批评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讨和归纳其夹杂丰富考证学因素在内的文艺批评观,继而对其治学方法提出评判,深刻挖掘其文艺批评观的内涵。论文旨在审视科学的古籍研究重要方略——重视考据,重新提出正确的文献批评道路。同时也提出:讲事实、重考据的考证学在今后的文艺批评中势必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是科学的文艺评论观和研究观。     

美国汉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传记的阐释视角

在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语境中,相关传记文本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综观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有关20世纪至今中国小说家的传记,相应文本的考察视域展现出社会历史分析、文化地理批评、心理分析、性别批评、文献考据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态势,从而体现出美国现代汉学领域的有关研究在视域转换与发展趋势等层面的特色。     

漫论考据与历史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一的考据在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虽然考据不等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也不全是搞考据 ,但考据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本文以事实例证说明 :考据要从“怀疑”入手 ;广泛、全面地搜集与掌握有关资料是做好“考据”的基础。此外 ,文章还对考据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考据与义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以通经明理为目标,大都极重小学的研究与考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不是明代学术思潮的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走向鼎盛的枢纽.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评《说部论稿》

本文对赵维国《说部论稿》中《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史研究体系的构建》等论文发表了评论,并作了补述和分析,其中叙介了施蛰存回应日本学者增田涉质疑《中国小说史略》有关"话本"的解释,认为鲁迅将"话本"定义为"说话的人的底本"并没有错,还谈及学术评论应从实际出发,不应从批评概念出发,应当重视考据文章的学术价值。     

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

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 世纪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成都的清城与满城

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几乎都是在唐代罗城的格局与基础之上修建的。对于已被毁坏的成都城墙,五代后蜀、宋代和明代均进行过各自的修筑。清朝建立以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的恢复重修,使得成都的城墙、大街、大桥与城内各主要建筑的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现代。在成都大城之内的西部,清代还专门修建了满城,用来作为满蒙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的驻地。满城在清代是相对封闭的,未经准许的汉人不能随便进入。清朝灭亡之后,除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得到过维修外,包括满城在内的成都城墙大多被逐渐拆除了,不过时至今日,仍然能看到一些残迹。成都城墙的兴废过程,就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揭示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二程以实理,区别于佛老空虚本体.在工夫论上,二程主张在道德修养上的实工夫,对理从亲身格物和践行中去真知,以及参与经世实务. 二程认为治经近本,程颐称治经为实学.他们肯定人们基本的情、欲、利,提倡朴实的学风.二程的实学思想亦开明清实学之先河.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盛成论

盛成是伟大的爱国者,是太谷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坚信"人类一体,地球一村,万象归一".他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他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学理上的个人主义者;他既是"彼此都让对方获得自由"的爱情自由者,又是家庭传统道德的恪守者;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他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     

试析二程的情礼关系

北宋哲学家二程的情礼思想包括缘情制礼、以礼促情、以礼制情三个部分。二程是情性皆善论者,缘情制礼之"情"发自纯善的"天命之性",性情之善保证了礼的正当性,礼一经制度化,会对情产生反作用,可巩固有益的情感,限制不合节度的情。在现实中,二程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以及礼较之于情的优先性。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程颢、程颐本体功夫思想之比较

虽然程颢和程颐只是有着不同的宇宙本体论倾向,却导致了他们两者具有很大不同的人学本体论、功夫论和本体功夫思想。为此,比较一下这两者的不同及其原由,对于进一步理解宇宙本体论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和深入探究本体功夫思想都是十分有益的。     

论程灏、程颐的素质教育思想

程灏、程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家的思想核心为"存天理、灭人欲",其教育思想核心为明理修德,他们都强调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二程认为素质培养是一个艰苦过程,必须通过教育和勤奋学习来改变人的"气质之性",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来养成崇高的人格。二程强调自我塑造原则和施教于乐、寓教于美、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     

盛成和台湾

盛成先生是著名文化名人 ,在台湾居留 18年 ,写了很多有关台湾的论文。他在《旧世新书———盛成回忆录》中论及了台湾问题 ,形成了他一套颇成系统的台湾观。     

程颐权说探略

程颐的权变学说是在继承孔孟经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汉儒的经权观而形成的.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批判汉儒"反经合道"的经权互悖说,阐发了"权便是经"的经权同一说,以此消解权术变诈、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其二,深刻论述了行权要遵循本体之道、规律之道和伦常之道,概括出权变方法论的原则和规律.其三,全面阐述了行权要"取中"、"时中"和"事中",不能"执中"或"执一",如此才能获得行权的最佳效果.程颐的权变学说对我们深入理解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