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一味趋新之教训的反思

从梁启超、《新青年》《新潮》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求新乃至一味趋新的传统.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一味趋新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一味趋新很容易以“新”排除其他文学形态,从而导向文化专制,“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就是一味趋新的悲剧结果;而新时期之后的趋新所遇到的尴尬又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从文学史撰写的角度看,一味趋新容易造成文学史的单向度与单一化,而不能将文学史复杂多变的立体运行结构呈现出来.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吴宓、梁实秋等人就对新文化的一味趋新提出了质疑;而林毓生在“文革”之后提出“比慢”的命题与李泽厚假设当年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可能走上富强的国家,就已经暗含着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一味趋新的批判反省.     

“足足”与“整整”的可替换性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足足”与“整整”用法相近,有时可以替换,有时不能替换。通过对语料的统计发现两词在句法分布上具有不同的优势用法,即“足足”具有“趋谓性”,而“整整”具有“趋体性”。     

“趋”及趋礼

“趋”字的本义是“疾走,跑。”汉·刘熙《释名·释姿容》:“趋,疾行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二上·走部》:“趋,走也。从走,刍声。”《公羊传·桓公二年》:“殇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注:“趋,走也。”“走”即今语之“跑”。《诗经·小雅·绵蛮》:“岂敢惮行,畏不能趋。”郑玄笺:“岂敢难徒行乎?畏不能及时疾至也。未熹注:“趋,疾行也。”由此可知,“趋”的本义只在描写人的步态及步履速度,并且没有褒贬色彩,中性。可是,“趋”还有     

旅外与家乡:1921年安徽省立“二农”风潮

1921年11月,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因教员吴遁生逼走校长王仁峰发生风潮.风潮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引起了省内外学界极大关注.在这场风潮中,安徽教育界“趋新”势力发生了分裂,青年学生与陈独秀等新文化领袖产生了裂痕.     

“趋”及趋礼

从非言语交际手段的角度，溯之上古文化背景，结合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探求本义是中性词义“疾走、跑”的“趋”字何以会有贬义“攀附”。原来，这同中国古代作为一种“步迎之法”的趋礼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趋礼的适用范围及其发展也作了探讨。     

士绅王锡彤与河南“请愿共和不独立”

中原士绅王锡彤是河南近代史上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他由士而商,由商而士,由士复商,成为兼有趋新色彩的“学商”、“绅商”或者“职商”.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而河南却上演了“请愿共和不独立”的闹剧.文章试图追踪王锡彤的人生历程,考察其在辛亥革命时期,作为地方名流是如何参与并提出“请愿共和不独立”的方案,并作出简要分析.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形趋势结构”的组织结构和语义特点

本文研究“形趋结构”的语法特点。通过对“形趋结构”的组织结构及语义特征的剖析 ,认为汉语不同性质单位的整合可导致兼容的互补结构 ,并构建互补而非匀质的语义系统     

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这所新都的国立大学以“打倒东南学阀”为标的,并积极响应“党化教育”,师生均有趋新革命的认知和努力。不过,在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后革命”政治氛围中,中央大学的校园政治生态呈现出激进与“去政治化”并存的特点。     

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为“本土留学”增温

“本土留学”渐成留学新宠“本土留学”这一新概念将亮相于即将在8月份举办的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上,此次博览会的主办方北京市教委的主管领导在向我们介绍“本土留学”的由来和发展前景时说:“本土留学”将成为未来留学新宠。自1993年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诞生至今,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历了10年发展历程,目前各种合作办学机构达71家,其中非学历教育机构50家,学历教育机构21家。在学历教育机构中,高等学历教育机构10家,中等学历教育机构11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37个,涵盖除义务教育以外的各个办学种类,涉及包括美、加、日、德、法、新等十…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