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

“赛先生”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尊称,以图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近百年来,从接受科学知识到张扬科学精神,从推崇科学方法到信奉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实用理性渗入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经受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建构文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时,注重考察文学进化的历史,讲究实证方法的运用,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文艺论分析文学现象,使传统的辞章之学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对于中国文学史这一传统学科,科学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效果,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当20世纪80年代过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热”归于沉寂,人文气息浓郁的人本主义文学批评也成为过去,文学与文学研究出现颓势,这个有关文学特质和文学研究学科定位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层检讨。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

学科认同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正如个人和族群的认同,在简单的名号之下,隐伏着错综复杂的内容。近代"西学"在中国确立,西方学术分类被引进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分科标准,既存中国学问受到极大挑战。从清季办新学开始到民初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这一学术大逆转不过二三十年就基本定型。转换的速成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并遮蔽了一些以后可能随时变而发酵、发酵遂凸显的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一些象征性的现象和有代表性的言说,侧重学问标准、学科名称与学问归属等面相,勾勒近代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中国学人在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一些困惑及其对学术主体性的探索与反思。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

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文学社会主义想象的合法性构建——新世纪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国”主体重述与批判性知识生产

新世纪的当代文学研究在解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成规和话语权力的同时,强化了文学社会主义想象的一致性与合法性;知识化维度建立了学科范畴的知识独立性,为"中国"阐释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当代文学研究在重述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主体时,也因强烈的现实诉求瓦解了学科的思想和学术能量,丧失了学科合法性。研究者应深刻把握当下中国社会危机,重建既承继"中国梦"又表征"中国痛"的批判知识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凭借语际与跨界两个维度的优势迅速向外扩张,最终比较视域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标志。曹洪洋认为,"跨学科"是比较文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其对比较文学的身份认同必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姜哲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下,"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以"比较文学"为前提,即"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出场,必须是将其自身呈现于历史的、审美的和科际的关系系统中的出场。郭西安认为,比较视域概念是理解比较文学后设学科特性与研究定位的枢机;从视域到比较视域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传统人文研究向后人文研究过渡的理念特征。梁丹丹认为,中西方文学的互动对话是一种含有比较文学互文性质的典范文本,这一文本是研究主体在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汇通与融合中生成与创造出的新的诠释意义的文本,即比较文学所倡导的"第三种诗学"。     

从“文之学”到“纯文学”——晚清学人的“文学”著述及其学术取向

汉语语境中"文学"概念的最终确立曾历经过一个甚为复杂的过程。本篇主要从晚清时代中国学人有关"文学"的论述中,选取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作为个案,具体分析"文学"概念最初在内涵和外延诸方面的差异。从晚清学人对于汉语"文学"品质的知识性塑造中,或可见出后世"文论"研究之诸多学理依据的基本来源。     

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演变与整个知识系统的转化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勾画了迄今为止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而且也将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世界知识"与"地方知识"交互作用的过程.考察分析"知识"系统的这些变动,特别是我们对"知识"系统的认识和依赖方式,将折射出学术发展过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促使我们做出新的自我反省.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

无论怎么界定,世界华文文学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概念,其差异所在只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怎样的理解.由纷争到共识,也标志其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为一种学科概念.然而,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概念,还要从学科性与学术性的角度进一步确认和辨析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世界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大中华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世界华文文学还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概念,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第二,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政治”概念.文学总要承担具体的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自古而然的,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也是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存在.因此使用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是具有特别的有效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承受着格外的历史重负,本土经验、中华意识与世界价值是其整个内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意识的文学领域,不能简单地承担过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家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应该是潜在的,不是显在的.政治意识越鲜明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政治概念转化为一个潜政治乃至文化概念,评价世界的尺度最终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第三,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了太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个人传奇、跨国婚恋等民族与个人的故事都在其中展示.这些都构成了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首先要打破学科偏见,其次要有学科自强意识,再次要扩大研究视野,最后要寻求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从学科意识的萌发到学科理念的形成 ,经历了近 2 0年的实践过程。现阶段积极推进学科化进程 ,不仅有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争取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实现女性文学研究的人文价值。当前学科建设的途径和标志包括 :明确本学科研究的基本范畴 ,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 ;确立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运作方式 ;具有比较充分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影响 ;拥有一批从事本学科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得承认 ;不断扩大学科内外部的学术联系等。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长期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努力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由“道”到“术”: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由传统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型,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作为近代著名的工科大学,交通大学的管理者试图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保存国粹,但最终国文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工具化,由"道"转变成了"术".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亟待建立学术规范

随着 2 0世纪的过去 ,“2 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术专有名词最终定格下来。作为一门学科 ,在通常情况下最好与研究者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这样可使对象有相对程度的凝固。而如今 ,这一条件开始具备了 ,与此同时出现的 ,则是要求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了。与其它学科相比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规范可说是相当欠缺的 ,这里固然存在着诸如时间距离太近、政治因素太复杂等原因 ,然而一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 ,却是可以而且也应当尽快建立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以为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     

王国维与戏曲“尊体”论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不但在戏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戏曲“尊体论”的有力推动者,他借用西方之文学观点,论证戏曲为“真正之文学”,戏曲家为“专门之诗人”,并将元曲视为“一代之文学”,使之获得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他全方位研究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旧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通过以上角度不遗余力地推尊曲体,使得戏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反思与重构:中国近代学科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学”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思想逐渐完成了从"文学的"到"科学的"的转变。科学以其"分科之学"的名义,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前此本为经学之附庸的各类学科,逐渐变为独立学科。然而,在此过程中,人文学科为了反抗经学的压制,明显表现出社会科学化的取向,由此也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人文传统的失落。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科的自我追求还是学科的评价机制,都已将人文学科推到"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既无法达到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严谨精密,又丧失了人文学科自我的主体性。面对人文学科边缘化、人文研究失去学科自信的现实境况,人文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和思想创造力,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理想,以重建文化,重建价值理想。文学研究尽管可以用史学考证来丰富其研究方法,但也要恢复精神体验的诗学传统;史学不但要以史料学来夯实研究的基础,也要致力于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的脉络、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哲学不但要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的洗礼,也要致力于对时代精神框架的批判和建构。只有认识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价值取向,肯定人文学"体验之知"的学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探讨人类本质和价值信仰的特质,才能确立人文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才能站立于"学林群雄"中不为其他强势学科吞并,并形成"自是一家"的学术领域。     

文学制度层位论——兼述“制度与文学”命题的设立及缺陷

历经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文学制度研究已自成格局,达到一定的广度深度,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学理探索不够清通,学术定位不甚明确;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尚未确立,未能将诸层位联通为有机整体;个案的分段的研讨居多,而总体的通代的研判不足。要做稳健的文学制度研究,就需适宜到位的理论方法:首先必须尊重文学自身规定性,其次要确立文学制度层位理论,使外中内三层位既有分别,又成为联通互动之有机体。理想的文学制度研究须照应三层位,并最终要落实在文学的内在规制上:既拓充于外层文学制度,又据实于中层文学制度,终归趣于内层文学制度,臻至文学制度整体研究。具体说,未来的中国文学制度研究,应处置五对对立统一关系:受动与自生;边界与自足;作用与自性;回应与自适;变异与自化。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