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重要内容.虽然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善,但是公民参与政策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增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有利于监督政府行为、有利于进行政策教育、可以使政策评估本身更加科学、合理.而且企业绩效考评与政府绩效考评的相关做法都为政策评估公民参与提供了参考.为了保证政策评估公民参与的进行,在实践层面上有必要注意以下问题:界定公民可以参与评估的政策、合理界定参与政策评估的"公民"、正确处理政策评估中的各种矛盾、设计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程序.     

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实现公民监督政府的宪法权利、促进政府由统治转变为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所在.近年来,随着行政公开化的推动,我国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还存在许多问题:参与的主体不明确、参与的决策动议权缺失、参与的范围不够明确、参与的方式较为单一、公众提出的意见得不到充分尊重等,表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亟待法治化.因此,要检视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得失,尽快构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这是我国当前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

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着眼于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从动力、保障、组织三个维度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即以公共精神的培塑提升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以信息技术的嵌入增强公众参与的质量保障，以自组织能力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意识，提高其参与效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路径

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型"的民主政府。一方面服务基调的奠定为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也具有提高制度供给能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现实价值。为此,要从参与氛围、组织载体、制度渠道、参与形式、公民素质等五方面来强化公民参与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发生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青海省的调查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也是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青年个性特征从保守到创新、从顺从到自我、从孤立到合作的转向,对社区治理理念与方式方法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独特性,经调查发现,青海省存在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进一步推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要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力;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中国公民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途径分析

本文从公民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自组织形式,是公民权力的重要实现途径。文章分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三种公民参与模式中的作用和特性。其中,结构性参与的赋权意义最强,但尚处于自组织性薄弱的个体参与阶段;最常见的决策性参与中,倡导性非政府组织虽然在某些领域获得成功,但仍未形成普遍的制度性参与途径;参与式治理模式则在农村、城市社区、弱势群体自治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公民权力新的生长点。文章最后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首要障碍是中国传统的取舍性权力结构。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首先必须建设共享性权力结构,其基础是政府的公共性。     

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传统的政府单一管治模式在防治高频率、多地域、社区性、诉求合理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显得难以见效。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指政府将经济项目决策中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评估、利益协调、情绪疏导、行为矫正、社区关系调制等服务,交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完成,并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形成一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府提供、社会工作组织生产、民众消费＂多元服务方式。传统购买模式的有效性,关键是以＂环境经济项目＂为顶点,政府、社会工作组织为两大治理主体,以购买、考核为两大核心要素,构筑＂政府、社会工作组织、公众、传媒＂四位一体、相互监督制约的平衡机制。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构建与实践应用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需要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治理全过程。在提高公众参与广泛性的同时,政府也面临着如何优化和改进参与要素,进而提高环境政策的可接受性和环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文章构建了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并选取典型案例分析当前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实现程度及限制因素,提出应从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强化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构建参与问责机制和奖惩机制以及健全参与保障等方面来提升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质量和效果。     

循环经济中公民环境意识社会化的制度保障初探——兼论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引导和保障的必要性

环境意识的社会化是公民的个体环境意识转化为具有高度行动力的群体环境意识的过程和结果.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化伴随人的一生,即终生社会化;同时社会化不仅仅是指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更表现为社会和个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社会通过各种媒介教育个体,另一方面,个体在适当的体制下,影响社会.循环经济的本质在于其生态性,实现循环经济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不可谓不高,然身体力行的不多,原因在于现行的制度阻碍了环境意识的社会化.我国政府在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引导公众有效、有序参与,应该通过一系列环境公民参与和公众问责的制度创设,来提升和保障环境意识的社会化.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以广州市万科金色家园为例

垃圾分类不仅可以从垃圾中分离出很多可以从新利用的资源,减少垃圾的产量,降低垃圾处理的负担,保护环境,同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缓解资源短缺。公民参与垃圾分类处理考验着政府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要把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过程,作为创新城市自治模式的过程,以此推动政府单一主体、自上而下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转变。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路径创新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大致分为普适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评估和专项绩效评估三种类型。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公民社会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价的方式,不断拓宽公民和服务对象考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渠道。但是,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和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路径,不断创新发展模式。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G市政府购买家庭综合服务案例

政府购买作为一种全新的服务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近几年已被我国政府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并逐渐成为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由于处于探索初期,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运动式"的政府购买行为;政府、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权责不清,角色模糊;资金的短缺、不合理的拨付方式及管理漏洞;考核主体的缺位错位、评估指标不科学以及考核的形式化;社会公众话语权、参与渠道和回应性的缺失。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西安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西安市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应着重构建多元协作治理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社会管理主体从政府单一化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化转变;在管理运作机制上,开辟多种平等对话渠道与协商机制;政府应用市场的手段调动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构建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沟通平台,构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公益创投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新的探索,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资金来源广、参与主体多、强调社会组织提高服务的独立和相互竞争、项目实施周期短等特点。社会组织需要在公益创投中平衡自身发展定位与政府服务购买偏好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也需要在厘清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突破瓶颈。     

以公民参与为基础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的社会条件,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他能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规范着政治制度的价值导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通过融汇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建立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及政府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回应水平等途径来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以期达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