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刍议

广义鲁学的界定,借鉴狭义鲁学所持的基本标准,即鲁学是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是鲁地的学问。而所谓的鲁地,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势力范围,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鲁地的分野。广义的鲁学文献,覆盖经、史、子、集四部,而不再局限于经部。广义的鲁学研究,应该将其源头追溯到前儒学时期,那个阶段的鲁学,兼有持守与变通的双重属性,不能简单地用"纯洁性"等词语进行概括。汉宣帝振兴鲁学,动因是多方面的,并且经过了三个阶段,时间比较漫长。把殿中大议与石渠阁论五经同异相混淆,是对文献未能系统全面把握所致。《孟氏易》属于鲁学系列,不能因为它以阴阳突变解《易》而归入齐学系列。《鲁诗》、孔氏《尚书》,均有以变异解经、以天象附会人事的做法,鲁学并非不言灾异。     

西汉时期齐鲁地区社会风气的变迁

齐、鲁自古不同,延至秦汉尽管仍有差异但皆以礼义闻名。西汉时期齐鲁之地以其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切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同时自身也受到当时社会大势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齐、鲁最终合流于经学之下。在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齐地变化不大而鲁地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大体上呈一种鲁地齐化的态势。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杨朝明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齐学”、“鲁学”之别．笔者曾就“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谈过个人的看法。（《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载“管予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本...     

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影响

龚自珍经学的评价问题一直是龚自珍思想研究中存在较多分歧的方面.评价的可信性必须以其准确的定位为前提,而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及令人对龚自珍经学的定位都不够准确.其绝不是人们"公认"的今文经学,应将龚自珍经学与其整个思想相区分,并将其经学分为思想与学问两大内容,才可以对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价值作出正确的评判.     

《经学辞典》——第一部经学工具书即将出版

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经学就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经学本身类似百科全书的学问,并给哲学、文学、文字学、历史学、美学、艺术、音乐、天文学、历学、建筑、工器制造等以深刻影响。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切方面都与经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各种原因,经学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受到冷漠。近年来,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渐受重视,经学成为文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并正在兴起研究经学的热     

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学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读经、研经也构成了极重要的一门学问,成为"士"人进仕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制,培育了士人群体对经学的信仰,也培育了一代代经师,他们构成儒学的话语主体,也承我着延续儒学命脉的重任.20世纪后,随着经学的解体,传统儒学发展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经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儒学话语权的失范、儒学诠释的泛滥等成为困扰儒学发展的因素.     

灵光与深度——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及其影响

正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鲁迅的学术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学术观点、使用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红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很大。对此,"鲁学"研究界和"红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在鲁迅的《红楼梦》研究是否自成体系方面还存在一定分歧。本文无意对这些分歧进行辨析,只是认为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值得从学术思想发展史角度进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一代儒宗”沈重述略

沈重历仕萧梁、后梁、周、隋，是一位活跃于南、北，且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经学大师。沈重学问淹博，又精于“三礼”研究，他不仅以杰出的学术成就推动了萧梁及后梁经学的繁荣，而且在北周武帝辨别三教优劣的论战中，沈重成功地捍卫了儒教的尊严，其往返于南北的讲学活动又在客观上促成了南北经学的交流，为日后南北经学的统一奠定基础。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孔子诗教中的诗性意识

孔子诗学是以诗教有核心的,在孔子诗教中体现了诗性意识。汉儒以“经”解诗,诗性之汩落了。     

试论经学对《汉书》文风的影响

《汉书》的典雅古奥、严整醇正、博赡弘丽的文风深受经学的影响。本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展示《汉书》与经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北魏儒释道三教关系刍议

北魏建国160年,占整个北朝时间的一半以上,研究其三教思想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北魏王朝从不自觉到自觉,最后变成汉文化的推崇者,其整个过程证明了文化低的民族必然要被文化高的民族所同化的这一历史规律。儒家文化始终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起到了治国、经世致用学说的特点。道佛两家是宗教,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能直接成为治国的学说,只能依附于儒学,而不能和儒学抗争。研究三教关系,必须把社会政治作为首要的研究问题,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确定三教之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