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杜甫研究回眸

２０世纪杜甫研究继承与创新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杜集及有关资料之考订整理;二、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三、杜诗的鉴赏与普及。其中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又可分为５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后三个阶段,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轨迹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浅论叠字在杜诗中的运用

杜甫作为唐诗的集大成,作为一位精心于近体诗创作的诗人,其诗歌创作中的修辞也是杜诗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对杜诗中立字出现的次数、频度、对前人的继承、叠字和音乐的关系等方面的考察,揭示了杜甫诗歌创作的内在技巧和规律。     

杜诗双声叠韵的艺术

诗歌中的双声叠韵既是语言现象 ,又是艺术现象。杜甫最善于使用双声叠韵 ,其数量之多 ,结撰之精妙 ,是其他诗人不及的。文章分析杜诗双声叠韵构成的几种基型 ,指出双声叠韵的频繁使用显示了诗人驾驭语言的卓越能力 ,同时使其诗产生一种铿锵和谐、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论杜诗修辞中的藏词艺术

杜甫,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有着“诗圣”之称.他的诗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精辟的修辞为大家所知.近年来.研究学者不仅着手于杜诗的内容,更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杜诗中特殊的修辞.本文从杜诗修辞中的藏词艺术着手,一改前人对其修辞手法的批判,提出藏词的正面艺术效果,以杜诗为例,说明藏词的艺术特色和存在价值.     

清代海宁陈氏家族杜诗学研究

以地域、家族聚集为特征的杜诗学研究生态是清代杜诗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理顺清代的地域性、家族性诗人群体的杜诗学研究情况，对清代杜诗学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清代浙江海宁陈氏家族诗人群体及其师友们的创作和研究，为清代家族杜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仇注杜诗《秋兴八首》四句分截说析论

仇兆鳌在注杜甫的《秋兴八首》时,特别标明此八首诗章法都是从四句分截,甚至认为在杜甫一百五十多首七律诗中,四句分截的占了七成,但这种分法与不少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大相径庭。文章先引述仇兆鳌注杜甫七律时有关四句分截的说法,以见其理论根据。然后配合《秋兴八首》的内容和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与仇注比照参看,对每首的章法逐一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最后综观以上部分的析论,归纳此组杜诗的章法共同点,并对仇注杜诗四句分截说做出客观的评价,得出与仇氏截然不同的结论,厘清了《秋兴八首》的分截特点。     

心哉美矣——《读杜心解》的感悟式批评

在杜甫批评史上,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是一部重要著作.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重心领神会,重感悟心解的民族传统,以心解心,以心会心,以心传心,确立了杜甫批评史上一个重要批评范式.浦起龙强调,作诗、读诗、解读,全在一个心字;离心以索杜,必无所得,以心印心,方有自见.以心解杜,浦起龙发现了解杜的最佳路径.好诗当以心解之,浦起龙把握住了杜诗的主骨和血脉,深得杜诗风神.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论宋代的诗歌句法理论

宋代诗歌句法理论极为丰富。宋人所说“句法”含义宽泛 ,至少可析为 11种 ,但中心意思是指诗歌语言的组织方法。宋人谈句法相当普遍 ,但基本上围绕杜甫诗来讨论 ,可说是杜诗句法学。宋代句法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 ,它标志传统政治诗学向语言诗学的转变     

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

明末清初钱谦益完成《钱注杜诗》一书,在整个清代掀起了注杜诗的高潮,并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强的学术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如此,由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深入人心以及清人“诗史”意识的过分强烈,致使清代学者在古典诗歌笺释方法上陷入一种误区。本文就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杜诗典范与清初诗风的递嬗

清初诗坛的学杜现象是诗学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亦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相关。清初诗人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并发扬光大,并对如何学杜进行了探索,为继承学习古代优秀诗歌传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论清初诗人陈允衡的诗歌创作

清初著名诗人陈允衡诗作自成一家,成就为世人瞩目。诗歌多表现个人愁苦和漂泊哀伤,情调凄切,尤工五古;其创作心态具体表现为遗民心态、山水心结和亲友情谊三个方面;其创作诗法杜甫,诗歌呈现温柔敦厚与精深孤远的艺术特征。     

论杜甫的“登楼”诗

自建安文人王粲流寓荆州,作《登楼赋》以寄慨以来,＂登楼＂遂成为历代文人抒发身世之慨和客中之愁的一个特有的人文意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而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不仅在其登楼诗中继承了王粲《登楼赋》表达身世之慨和故园之思的抒情传统,而且运用＂时空并驭＂的手法,将伤时忧国的伟大情怀,和深邃的＂宇宙意识＂寄寓其中,拓展了这一题材的艺术表现范围,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千载传唱的名篇。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