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与新制:清末提学使东游见闻与认知

如何把中国固有教育融入学堂系统,是晚清教育改制进程中的难题.1906年提学使东游事件,清廷的本意是提升出身科甲的提学使对学堂教育的见识,而提学使则从日本明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出发,以新教育体制的执行者身份将这一难题再次提出.迄今为止."旧学"、"新知"与"新制"如何融通,仍然考验着国人的智慧.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 ,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教育体系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并经过本土化的近代学校制度 ,以新式学堂为其主要的教育场所 ,以具有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① 为主要教学内容 ,包括从 19世纪 4 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并为大多数传统士人所不齿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 ,进行…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其中张之洞首创并倾注大量心血的湖北存古学堂规模最大,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是各省仿办的范例,过去对此研究不足.张之洞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并未着力宣扬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对该校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在招考录取、中西课程配置等方面具体运转的考察,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及对当时保存国粹办学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认知.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观念和作法有些“曲高和寡”,也算不上成功,却是我们理解和思考“国粹”及其保存方式时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试论科举废除之前的学堂毕业奖励制度

科举废除之前，新式学堂会奖励毕业生一定的科举出身和官职，按成绩优劣奖励会有所不同。这种制度最早试行于同文馆，延续至清亡。这一制度是科举制度和新式学堂结合的产物，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学习，招徕学生，发展西学教育，培养西学人材，以适应富国强兵的时代需要。尽管这一制度到晚期已暴露出一定的缺陷，但总体上还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进步制度。     

洋务运动与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在传统“旧学”中孕育着向近代“新学”转折的内在动因 ,但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西学。然而 ,“化西为中”的历史过程却启动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方面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学的“致用”基础上 ,一方面将另一个支点奠基在西学的“实用”价值上 ,从而发挥了沟通中学西学的桥梁作用 ,并由此引发了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梁启超文化观寻迹与反思

与多变的时代一样，梁启超的文化观念也几经变化，从早期托古改制的“全变”思想到中期“教无可保“的西化思想，再进到晚期中西精神──物质两分互补的文化主张．其中既相连贯，又严有区别。（一）同晚清大多数知识分子同轨，梁启超早期接受“国粹”式的教养，耽溺于训诂词章之学，不知其外“更有所谓学矣”，迷恋于立德立功的科举之梦，拘拘乎美三圣、循道统的文化价值观。偶读《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康有为主变法，在广州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①，摧陷旧学，始给他以巨大震…     

严复晚期旧学观探析

严复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其在晚期大幅度地否定西学 ,回归旧学 ,有其对旧学独特的文化理解 :旧学是国性民质之源 ;旧伦理道德是塑造国性民质之核心 ;旧学精神永存。他同时提出“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旧学。这无不体现了严复晚期充分的民族自信力和深沉持重的文化识见 ,也蕴含着他对中国国情的冷静观照。然而这种文化态度对旧学作了超时代、超民族的理解 ,淡化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转型、文化融合、文化创新和迎纳世界新知的自觉意识     

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的体育教育思想

张之洞被称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清末“新政”时期有关教育的每一项重大兴革，都与他密不可分。张之洞把“体操课”纳入学校教育当中，并积极构建“体操”的教学内容，努力将其制度化，从德、智、体三方面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张之洞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系中国近代首项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其中关于体操科目的规定，标志着近代体育教育第一次列入中国教育制度之中，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设置体育课程的先河，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制度已初步建立。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教育以学校为基地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全面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的师范教育观述评

本文简要分析了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的成因,重点阐述了其主要内涵:创办师范学堂、制订相应规章制度,“讲究次序,突出重点”的办学理念,重视师范生的全面教育等,并就其对当今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启示略作探讨。     

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吏,以创办洋务企业和推广近代教育著称,但其身后清廷却谥之以“文襄”二字。《清会典》卷二载有关谥法的规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道光皇帝亦曾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之谕。张之洞出身于科举正途,由学政、言官而出任封疆,“未尝躬亲战阵,以武功特著也。(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版。)因而有人认为“文襄”之谥于张之洞实不相宜。其实,张之洞曾声称练兵之事为其“身心性命之学”,(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并尝以“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为座右     

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     

张之洞、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 ,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 ,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都主张废科举 ,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同时 ,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的不同 ,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张之洞强调“稳中求变” ,梁启超则“趋变求新” ;张之洞主张进行“通才教育” ,梁启超则主张“新民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