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的“理势”观

一般认为,理与势是王船山历史观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然而,王船山却是将“理势”贯穿其整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道以气化流行开展出自然与人文之历史世界。无论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历史,皆因其气化固有之幾而成其理势。道之开展为自然历史世界,因在天之幾而有理势之自然;道之开展为人文历史世界,因在人之幾而有理势之必然,故道之开展变化取决于理势。由此,通过对理与势、理势相成、理势无定和道与理势之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考察剖析,可以发现,王船山是以道为中心构筑了一套系统精致的理势观用之于历史研究的。     

势·理·事：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场的内生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作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重要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场有其内在根据：在势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使然,是历史之势的必然;在理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缘于对天下之事的准确把握。这种基于“势”“理”“事”融会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必然开辟文化领域的新天地,必然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也必然增强中国人的文化底气,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生机与活力。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宋明理学与现代道德人格培养路径

传承传统优秀文化是现代道德人格的培养途径之一。宋明理学道德人格内涵与道德人格的塑造方法为现代道德人格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宋明理学以理欲之辨树立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为现代人格培养树立了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结合、“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路径无疑也是现代道德人格培养所经由之路。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朱熹、王夫之哲学比较——兼论王夫之对朱熹理学形上根基的颠覆

朱熹与王夫之一个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个是气学之集大成者。两人对理与气的不同推崇通过理气观、道器观、有无观和动静观全面展示出来,恰成对立之势。这种对立并非偶然,而是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自觉批判理学的结果,他的哲学建构便是对朱熹哲学形上根基的颠覆。有鉴于此,朱熹与王夫之的哲学不仅表明了两人哲学的差异,而且直观地展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分歧。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习近平在应对各种矛盾冲突时的价值立场与态度,它包含价值目标、价值选择标准、价值实现条件3个部分：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价值目标要求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牢牢把握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治国理政价值标准的哲学依据,它要求要将人民利益作为价值标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性;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实现关键在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并以“建构完善的制度体制”为保障和条件,为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大人文主义：宋明理学的欧洲“启蒙”——“世界文学重构”的超界研究

中国宋明理学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与欧洲的启蒙主义哲学和神学进行对话,扩大了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世界性的,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人文主义思潮.其核心观念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理”的观念的阐释,“理”在西方启蒙思想的阐释中,超越学科界限,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等不同领域都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颜元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及其特点

宋明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明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已到了历史的尽头。明朝的灭亡,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政局的瞬息变化,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暴风骤雨,唤起了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深感理学空疏无用、误国害民,对统治中国数百年的理学展开了批判和清算,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启蒙运动,颜元正是这场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普地狂澜泛滥东奔之时,不度势,不量力,驾一叶之舟而欲挽其流”(《存性编)卷一),对宋明理学     

论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成就

汤显祖在其政治改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他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 ,强调人才的作为要受历史客观趋势的制约 ,但个人的历史活动不应被动地听任社会事势的左右 ,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应重视其主观动机。他还十分重视史书的编纂和文献的整理 ,曾校订《册府元龟》 ,又重编《宋史》 ,特别反对正史中立道学传 ,这对清初修《明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宋史》的诸多改编 ,则是他的情理兼顾主张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反映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张载哲学本体论的现代诠释——以张岱年、牟宗三的研究为例

张载哲学本体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研究热点。张岱年和牟宗三分别代表了其中的两种研究范式:在张载哲学本体的判定上,由于对"太虚即气"的不同理解,张岱年认为是"以气为本",牟宗三主张"太虚为本";在张载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定位上,基于各自的"三系说"系统,张岱年认为张载属于宋明理学"理"、"气"、"心"三系中的"气本论",牟宗三则视之为"性"、"心"、"理"三系之"性体"系的渊源;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张岱年体现了"接着"张载、王夫之气学讲的哲学自觉,建构了唯物的新气学体系,牟宗三由"太虚神体"的心性化取向,着意于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湘军集团的经世实践述评

湘军人物的麇集 ,有一复杂过程。湘军头魁人物不是简单地对孔孟之学的信奉 ,而是以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作为申达其经世之志的“法宝” ,他们因相同的政治观点而相聚 ,又一起在实践中努力挖掘理学的经世潜能 ,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努力必然以种种悲剧而告终。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湘军集团 ,又可从湘军头魁经世理学的实践了解封建制度、尤其是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历史必然性     

朱子学本体思想范畴的中介化过程——以明末清初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宇宙论思想为中心

王岱舆、刘智是在译释、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把伊斯兰教的造化论与宋明理学的生化说作了整合,以真主造化为开端,以无极太极为中介,以阴阳生化为过程,建构了一套中国伊斯兰学的宇宙观,并以此为前提,使伊斯兰学在各个方面与宋明理学相融合.     

势域·生死·天时——论《孙子》思想方法的特色

本文在先秦哲学背景下,就几微性对《孙子》分三层论述：“求之于势,不责天人”,视战争为争斗变幻的整体;“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在败亡的惮惊中兵者先行把捉了这一整体;“天命靡常”,“天地孰得”,兵者从时入化地将斗争具体展开,切实融入整体,在“势域→生死→天时→势域”中领会了用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