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修辞特征

古今谈文学作品如何修辞的理论文章不少,但大多偏于作家文学一方。其实民间口承文学也是多姿多采,不减于作家文学;而且追溯起来,作家文学的修辞手法,基本上源于民间文学。就连最强调作家一己之文艺匠心的陆机在《文赋》里也说过“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最讲究声律之学大谈诗歌形式美的沈约也肯定汉魏以来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诸名家的作品“标新擅美,独映当时”,而“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宋书谢灵运传》) “风”就是《诗经》的“十五国风”,是周代的民间文学,“骚”就是屈原《离骚》,之作所取法的楚国民间文学。     

“曹王”、“曹刘”辨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邺下聚集了“盖将百计”的文学之士,其中以三曹、七子、蔡琰最为特出,三曹更是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然自六朝迄于明清,被文学史家频频称引者,却大抵是曹植、王粲、刘桢三人。三人时被并称,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以“曹王”、“曹刘”的组合形式出现,且往往被分别视作建安文坛的代表。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曹、王、陈、阮……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隋书·文学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收获——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简评

《风骚比较新论》一书,科学运用比较方法,在综论中原文化影响南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三大版块,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地具体展开对《风》与《骚》在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方面的异同比较,用事实证明《诗经》对《楚辞》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惊采绝艳祖风骚——论宫体诗的渊源

<正> 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若细加推原的话,总能找出它继承的对象,探明它的渊源.宫体诗做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它的源头在哪里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梁裴子野《雕虫论》指出:“若菲恻芳菲,楚骚为之祖;靡曼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音之俦,弃指归而无指.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汉赋的产生溯源

两汉时期,汉赋以其独特的文学样式,旷代空前。作为一种文体的形成,汉赋必定有它的文学艺术渊源,而代表一代文学之盛,汉赋又必定有它之所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汉赋主要是在《诗经》、《楚辞》和战国散文的启导和引发下,在新的时代土壤中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产物。     

从《诗经&#183;周颂》与《楚辞&#183;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183;周颂》与《楚辞&#183;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     

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特色论

中国古代地大物博,早以埋下南北文化不同的种子;在南北朝分而治之后,南北文化的地域特色不断趋于凸显。《北史》《隋书》论南北文章、学术的不同宗尚,明代董其昌论画分“南北二宗”,徐渭论曲分“南曲北调”,清代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论书分南北派,梁启超总结、纵论“中国地理”决定的南北文化、艺术之“大势”,等等,形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南北文化特色论,对于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先秦文学元素论

先秦文学有四大构成元素:其一,神话.图腾文化和神话对文学的影响巨大,它们是“文学”之“文”的来源,它们对文学的积淀会产生世代影响,甚至无处不在.其二,卜筮.甲骨龟卜文字往往是远古文学的雏形,叙事“癸卯卜”一段,故事性很强;《周易》经文和卦爻辞不乏文学的“在场”,战国楚竹简一抢婚制字形可与《周易》相关文字互补,楚竹简可扩大我们对先秦文学的视域.其三,爱欲.爱欲是文学的必备,楚竹简《孔子诗论》“《关雎》以色俞(喻)于礼”是对爱欲的经典表述,孔子评《诗》71处,多从美、善,并由观民风民俗而深入至于“民性”.其四,文化.南北文化交流,造成共同的体认和语言表达;楚简中丰富多元的“性”“气”“礼”论,既是文论规范,也是文学对象.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周易·渐卦》新解——兼论《渐卦》与《诗经·渐渐之石》的关系

考《诗经·渐渐之石》篇,得出《渐卦》与《渐渐之石》无论是单个的"渐"字还是各自描述的内容都存在一定联系的结论,其中"渐"义应为"山石高峻之貌"。《渐卦》初爻辞有"小子"一词,各家解释不一,通过对先秦主要典籍中凡出现"小子"一词的各篇章的分析,可知《渐卦》中的"小子"指代"青年男子"。整个《渐卦》描述两件事:一是青年男子出征打仗之始末;二是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及艰辛的生活状况。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试论明中期学者丰坊诗经学考据特征

明中叶学者、书法家丰坊《诗经》学著作多被斥为“伪书”,评价也因人废书。丰坊《诗经》学著作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与同时期的杨慎与季本《诗经》学都具有明显的考据特征,明晚期的梅鷟、陈第、焦循等继承明中期考据学特征,直接开启清代《诗经》考据学,影响清代《诗经》学乃至经学发展。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庄子》哲理韵文初论

文学史上常以“庄骚”并称,人们注重《庄子》的散文价值和《楚辞》的诗歌地位。然而,作为先秦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镶嵌于《庄子》文本中,且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哲理韵文,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