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经济增长、制度环境与大气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地区大气污染呈倒“U”形关系;公众参与治理和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丰富了大气污染排放、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为转型经济时期改变政府激励方向和激励方式,为地区环境治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及其问责等方面指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呈倒U形。选取青岛市1986年-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与“三废”排放情况的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市单位GDP的污染负荷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已产生明显的环境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不完全符合典型的EKC特征,废气与固废质量趋好的转折点尚未最终到来,需进一步加大二者的治理力度。因此,应倡导循环经济理念,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U”型关系——来自中国粮食主产区的证据

生产环节外包已成为中国农业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研判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关系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碳排放纳入非期望产出的核算框架,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中国粮食主产区1 208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并剖析生产环节外包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均值略高于“及格线”水平,不同地区与不同作物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存在差异。(2)总体来看,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分区域、分作物的研究结果也大多肯定了“U”型关系的成立,但对于湖南地区和小麦生产而言,上述“U”型关系并不明显,且聚焦玉米生产,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之间仅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线性关系。目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违背农业绿色发展的现象,相关政府部门仍需加强对提高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重视,并助推中国粮食生产跨越生产环节外包引发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低谷。     

教育对陕西省技术进步的效应分析

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循着教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展逻辑,即技术进步改善了生产函数提高了要素生产率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教育是技术进步的基础,那么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教育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数量关系如何?本文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教育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而说明教育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结果给西部地区进一步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我国科技税收政策优化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将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从而加快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必然要求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现有科技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     

国外绿色经济典型城市发展经验比较及启示

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及主要城市的共识。构建包含绿色产业打造与绿色增长方式两方面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匹兹堡、丹麦哥本哈根及日本北九州三座绿色经济发展典型城市的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从而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研究认为,我国应从绿色产业和绿色增长两方面入手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应注重财税约束与激励、市场化改革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注重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与多元化发展,注重培育绿色发展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绿色增长方式方面应持续改进城市环境与居民生活条件,强化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能力,积极引导民众文化素养与绿色意识提升。     

生产技术异质性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共同前沿与2000-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不同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生产技术异质性假定下,以非参数共同前沿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绿色生产率的核算框架之中,对我国各省份、三大区域2000-2012年的共同前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趋势.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全国跨期前沿为参考基准,分析期内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年均0.73%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改善来驱动;三大地区绿色生产技术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省份一直牢牢占据全局前沿,代表了全国最优的绿色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前沿则逐渐偏离全国最优绿色技术前沿,与东部地区绿色生产技术的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浙江省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网络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11-2020年的数据，以降维后的污染指数为非期望产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浙江各市总体上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优于研发阶段，城市间发展差异较大；整体TFP指数均值为1.121，其提升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和研发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U型关系不显著。     

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主要动力,研究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传统的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DEA模型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和要素“松弛”的情况,本文以2008～2017年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评价研究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静态和动态变化,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纯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区域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认为,各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大部分区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处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纯技术创新效率要优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大多数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并且技术进步是影响的主要因素;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效率的L L象限和高效率的H-H象限;完善技术市场环境机制、扩大经济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对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与环境政策在短期内造成的挤出效应有关。     

绿色增长驱动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20国集团(G20)”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绿色化"视角出发,将资源约束和环境绩效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构建国家绿色增长指数.并融合A-EBM模型、全局Malmquist指数、Zofio分解分析与K-W秩和检验技术,实现对20国集团2000-2010年间绿色增长水平的动态比较以及驱动因素识别归纳,进一步明确各国绿色增长源泉和提升路径.结果表明:观测期内,20国集团绿色增长指数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仅有发达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绿色增长,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则出现了绿色增长的"退步".其中,中国的绿色增长指数在20国集团中最低,不但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距,且低于金砖国家平均水平;各驱动因素中,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在20国集团整体上出现了改善,制度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绿色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了下降.技术规模偏好仅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进步,对其他组织的绿色增长均出现了抑制作用.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借鉴治理理论和技术转型理念,认为,应通过绿色技术转型和绿色治理能力提升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加快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绿色增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演化与推进策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助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与京津翼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共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菱形地理空间。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向的新形势下,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内部合力有待提升,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面临挑战,产业集聚发展规模和发展能级有待加强。为了积极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未来应突出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以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共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以新兴动能的培育共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国际门户枢纽的打造共建全国改革开放新高地,以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建设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习近平科技思想刍议

习近平的科技思想是对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和我国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现实境况的审思回应。其基本内容包含科技地位、科技战略、科技改革发展、科技民生、科技创新、科技人才以及绿色科技等几个方面。在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观背景下,习近平的科技思想对我国科技事业自身的改革发展以及对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适宜技术、技术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分析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或对新技术的采用,以获得经济的长期增长.要使经济增长遵循最优路径,则取决于所采用的技术是否适合该采用国的要素禀赋,以及所采用的技术水平是否随着采用国要素禀赋的演进而不断升级.拉美和东亚国家在相同经济基础下经过30多年发展后的不同经济绩效,很好地证明了适宜技术和技术升级对经济最优增长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而言,其经济的后续健康、快速发展,有赖于通过自主创新之一途径对原有适宜技术的动态升级.